6月22日，贺龙给周恩来写了他在四川调查研究的第六个报告。贺龙认为，西昌地处亚热带，资源丰富，已查明的地下矿藏有20多种，其中初步探明的铁矿石储量有18亿吨，百分之九十七是钛铁矿，含钛百分之十一至十四，所以，把西昌列为国家钢铁和有色金属基地之一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但是，目前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所以，西昌工业基地的建设得花相当长的时间，宜采取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发展的方针。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可以考虑列为重点。最近两三年内主要是进行准备，修通成昆铁路，并先建设一座生产70万吨生铁的高炉以及相应的煤矿、铁矿、炼焦和辅助项目。贺龙的这些报告，为国家对四川的工业建设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6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对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可能爆发大战的判断，确定实行生产布局的重大调整，决定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下决心搞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于1965年全面开展。为了检查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及时了解和解决三线建设中的问题，贺龙于1965 年3月23日至4月22日，再次到四川视察。在成都，他陪同朱德、董必武一起听取了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的汇报。随后，贺龙打电话给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要他关心三线重点项目之一的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他说：“我们不能只顾武钢、包钢、太钢，而把三线建设丢了。”贺龙在重庆听取了军工部门关于三线国防工业建设情况、铁道部关于三线铁路建设情况和余秋里关于整个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以后说：只有把三线建设完成了，经济和国防布局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才会有更大的保障！我支持你们，你们好好干吧！我们要抢时间，加快建设。战争什么时间打响，谁也不知道。凡是战争需要的，早些准备就对了。
回到北京后，贺龙心里仍惦记着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三线建设，林彪提出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结果使有些现代化的大工厂，一个厂子分散在几十公里长的山沟里，各个工序无法施行自动化流水作业，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贺龙给李井泉打电话说：“靠山、分散、隐蔽”，适当强调就可以了，有的厂子，还是要适当集中，不要太分散了。
在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以后，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仍时刻关心着三线建设。1966年3月9日至4月9日，贺龙再次到四川视察，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那里。他非常关心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坚持要去看看。当时，那里还不通火车，坐汽车要走两天，沿途有些路段很艰险，随行医生虽极力劝阻，但贺龙坚持要去。
在去攀钢途中，看到西昌地区农业落后，贺龙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当地的领导人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你们不抓农业，就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不抓生产，不关心人民生活，就会脱离群众，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贺龙自1954 年到中央工作后，曾5次到西南地区视察，对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公司等重点建设项目和国防工业建设作过不少指示，向中央提了不少重要建议，那里经济建设的成就，凝结着贺龙的不少心血。
新疆之行
1965年10月1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派贺龙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7个部、委、办，2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65人，是一个规格高、人数多、代表范围广的代表团。随团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的还有北京、内蒙和陕西省的5个文艺团体的数百人。
贺龙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去新疆的。他认为，这次庆祝活动有重大意义。通过庆祝将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自治区生产建设的高涨，进一步贯彻1963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的新疆工作的方针政策。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有特殊的重要性。代表团此行就是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9月下旬，中央代表团离京前，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刚刚结束，王恩茂等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参加会议的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人发出了盛情的邀请。不少大军区的领导人向贺龙要求，让他们一起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这一要求经请示邓小平同意，并且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当时去新疆的有北京、沈阳、济南、武汉、成都、广州、昆明、南京和福州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这些大军区领导人去新疆，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增添了隆重、热烈气氛，表明了人民解放军对新疆建设的支持。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却引起了林彪的猜疑。他的老婆叶群散布流言说：贺龙竟有如此强的号召力，他一声召唤，这么多大军区的领导跟他走。后来，她又诬蔑说，这次活动是贺龙在“拉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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