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10日至12月2日，应国家体委之邀，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贝冢”队再度来华。在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贺龙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客队训练。一开始，他就被大松博文指导训练的场面吸引住了。
大松亲手将球扣给女队员，其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频率之高，是前所未见的。姑娘们竭尽全力，不顾伤痛，拼死扑救。有的姑娘精疲力竭，倒地不起，大松竟把球连连向她身上扣去，并大声责骂，直至她挣扎起来接球。
贺龙看后对有关人员说：召集在京的排球队都来观摩，组织教练员和运动员座谈，学习她们的长处。他还说：“各队都要研究和保持自己的独特打法，不要学了大松的，又丢掉了自己的。”
贺龙同李达、黄中、李梦华等研究后提出：如大松同意，可以邀请他明年来华指导训练。贺龙将这个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和陈毅，并请他们去看看大松博文的训练。11月25日下午周恩来观看了大松的训练。在接见大松时周恩来说：“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一国的总理亲自观看一名排球教练员主持训练，还要接见他，这对大松来说，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他为中国总理的赏识所感动，欣然表示明年再来中国。
贺龙决定借助日本女排这次访华，推动全国的体育训练。经国务院同意，他让国家体委趁“贝冢”队在上海比赛的机会，在沪召开全国排球工作现场会，委托李梦华赴沪主持，并转达他的意见：“大松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打人骂人的作风我们不能学，也决不能丢掉我国‘快板’等优良传统打法。”“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也要以我为主，发扬中国的特点。”12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代表包括各主要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共320人，集中上海，边观摩、边讨论，对照日本排球队的训练，找各自的差距。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和在运动队内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熟练、准确、实用”的精神。上海会议的召开，不仅在排球界，而且在全中国体育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比较世界最好水平，中国“三大球”的进步幅度，仍不尽如人意，无法同世界强队甚至亚洲强队抗衡。贺龙甚为焦虑。1962年春，贺龙在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郑重表示：“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功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他停顿了一下，以充满希冀的目光，望着在座的人员，语调铿锵地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是死不瞑目的！”1965年12月8日，在国家体委党委会上，荣高棠又转达了贺龙的话：希望我活着的时候把“三大球”搞上去。贺龙气吞山河的宏愿伟志，深深地感染了国家体委的负责人，也感染了中国体育界，成为体育界的共同誓言。
架设友谊的桥梁
贺龙常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在国际联系中，体育和文化艺术、贸易一样，往往是打先锋的。我们去搞体育活动，各方面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左、中、右派都好接触，有助于扩大我国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出于他们的政治偏见，竭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际奥林匹克组织的成员，并企图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给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发展体育交往制造了许多障碍。
1954年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四十九届委员会上，以23票对21票通过了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成员的决议。但是，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美国人未经全体委员讨论，把台湾的体育组织也列入了奥委会成员之中，企图在奥委会中制造“两个中国”。1955年6月，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等赴巴黎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各国奥委会代表联席会议，他坚决反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奥委会宣布：反对公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参加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奥委会和有关体育组织在1958年6月至8月相继退出国际奥委会和各联合会，并声明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国际体育组织改正错误之前，中断同他们的一切关系。②
②1979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通过决议，确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中国全国性的奥委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内。同年11月，国际奥委会经通讯表决，批准该决议。1980年2月，中国恢复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
9月5日，贺龙就这一事件发表讲话说：“体育运动对于沟通国际往来，增进国际友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几年来，我们通过体育来往结交了36个国家、5000多位国际朋友。……冲破了外交限制，和日本，法国、西德等国进行了体育往来。”“我们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国际体育组织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退出了凡有蒋帮代表参加的国际奥林匹克等10个组织。今年，我们更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拿出成绩给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看看。”体育界有些人担心这样做会使中国处于孤立地位。贺龙却充满信心地说：“原则立场必须坚持。我们绝不能做有损祖国荣誉的事。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谁也孤立不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帝国主义封锁、孤立我们快10年了，我们的国家不是照样兴旺发达了吗？总有一天，他们会请我们回去的。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谁能永远闭着眼睛说不存在？关键是我们要坚持不懈，在体育上搞出成绩来。”
1962年夏，第四届亚洲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东道国为主持正义，拒绝台湾体育组织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但是，在洛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执委会无理决定：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还要印尼为此承认“错误”，企图压印尼屈服。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毫不示弱，于1963年2月13日庄严宣布印尼退出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倡议召开“新兴力量国家运动会”。他的这一义举，显示了亚洲独立国家的豪迈气概，中国政府坚决支持。
6月26日，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在北京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贺龙被推选为筹委会主席。他在大会上说：“新兴力量运动会高举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所以我们要大力支持。”他建议筹委会，为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组织选拔赛。他说：“得前七名的就参加，凡是水平低的，就不得参加。我们支持新运会，但是要有水平，不能花了国家的外汇，去当观察队。”1963 年10月初，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组成，共有14个项目的代表队，238名运动员。
印尼体育部长马拉迪向中国大使姚仲明表示：中国由贺龙元帅亲自主持参加新运会的工作，我们对此极为重视。如果贺龙元帅能亲临新运会，将对新运会增光不少。10月26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首席部长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正式邀请贺龙去印尼参加新运会。11月6日，贺龙应邀飞往雅加达。
10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当身着蓝色上衣、米黄色下装的中国选手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行至主席台前时，场内10万观众不约而同地高呼“中国！中国！”此时，印尼总统苏加诺情不自禁地与同他坐在一起的贺龙紧紧握手。
第二天上午，贺龙赴茂物拜会了苏加诺，并代表刘少奇主席向苏加诺赠送礼品。贺龙还先后会见了印尼各位副总理，武装部队参谋长等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为增进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第一届新运会于11月22日胜利闭幕。各国运动员在新运会上创造了5项世界纪录和60多项本国纪录。中国运动员获得66块金牌，56块银牌和46块铜牌。其中，黎纪元打破了最轻量级抓举世界纪录；李淑兰打破了女子射箭双轮30米的世界纪录。
11月23日贺龙回国。在他的专机上，搭乘了田径队和羽毛球队的十几名运动员。贺龙从前舱来到后舱，点着郑凤荣、倪志钦等人的名字，询问他们参加新运会的感受。倪志钦没有跳出好成绩，心情不好。贺龙安慰他说：“我知道你没跳好，老躲着我。跳不好没关系嘛。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下次就能跳出好成绩。打仗，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常胜将军是没有的。”
随着国力的增强，体育事业的发展，运动水平的提高，新中国不仅同苏联、东欧和亚洲国家，而且同法国、西德等几十个欧美国家和地区发展了体育往来。国家体委频繁地派出体育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参加比赛。贺龙大都亲自审定这些代表团和运动员的名单，并对他们耳提面命。每有外国体育代表团（队）来访，只要贺龙在北京，他都要接见，热情地向客人介绍新中国体育运动发展情况，诚恳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不断地相互交往，使世界越来越了解了中国，对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便发生了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
贺龙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14年间，由于他对发展体育事业有独到见解和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以及重视人才，任人唯贤，使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不仅洗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并且为进入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贺龙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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