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中共中央于7月27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及西北地区党的工作。任弼时从甘孜出发时随总部行动，暂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8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致电西方野战军（红一方面军）和各军团、各军领导人，部署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电报指出：二、四方面军不日全部集中阿西、巴西、包座以北，8月中旬，主力可以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配合红一方面军消灭甘肃敌人，求得3个方面军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电报要求迅速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此项消息，号召全体指战员准备以热烈的同志精神欢迎他们。
任弼时也于8月9日发出了给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泗淇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为促进3个方面军会师及会师后的大团结，他已建议中共中央在会师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以解决团结、统一的问题，总结过去的领导并着重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讨论。要求红二方面军立即为大会师作政治动员和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8月16日，贺龙等复电任弼时：一，在求吉寺留的信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二，赞成以二方面军名义发出“告一、四方面军书”。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行军，9月初，贺龙等率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礼县地区。这时，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临潭、漳县、渭源和通渭地区，都已为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占领；西进的红一方面军也已占领了定边、盐池、洪德、同心等10多个城镇。3支主力红军日渐接近。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战略任务的首位，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其基本方针是：一，逼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与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
9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改变此口号，3月，有人来接洽。”
贺龙、任弼时等当即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并且提出：为着不放弃全国积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到党内的团结一致与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密切关系，在一致的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敌各个击破。这份电报再次表达了贺龙等反对分裂、拥护中央，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的决心。同时，也透露出贺龙他们对党内妨碍团结、制造分裂的忧虑。
蒋介石见3支主力红军已经造成即将会合之势，急令胡宗南部从南方返回陕甘与西北和四川北部敌军一起向红军进攻，阻止红军会合。
针对蒋介石的企图，9月初，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保卫陕甘苏区，主力占领海源、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面军分为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尔后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敌第三十七军；红二方面军为右路，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建立苏区。进而实现3个方面军的会师，并准备消灭胡宗南部。
依照军委计划，贺龙等于1936年9月7日在哈达铺制定战役计划。8日，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说：“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战役任务期于9月底完成。”9月11 日红二方面军各军开始行动，至20日，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并占领了略阳、凤县部分地区，歼敌一部，完成了预定计划。9月25日，敌第三军1个旅及1个团向成县反扑，红二军、红三十二军给以严重打击，毙伤敌数百，俘敌300余人。建立根据地的工作随即展开。9月中旬，建立了成县等4个县和几个区的革命政权，组织了几支游击队，还扩大了2000多名新战士，筹集了大批粮食和经费。
这时，红一方面军已从宁夏的豫旺一带西进，红四方面军到达了岷州、洮州、西固地区，形成了3个方面军南北呼应之势。
蒋介石立即调集其嫡系军队抢占西兰公路，企图阻塞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的道路并切断东北军主力与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同时命令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和宁夏、青海的国民党军配合行动，进攻红军。
9月16－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精神，为求得3个方面军会师，进而执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拟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由于该计划没有得到应有的贯彻，协同不好，致使红二方面军受到敌军夹击。后经军委同意，红二方面军抢渡渭河，于10月22日在会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但在会师前因来不及将部队全部收拢，与多路敌军作战时，又处于被动状态，遭到了不小的损失。贺龙说，红二方面军因为陷于孤立地位，几乎被敌人合围，打得很苦，比在乌蒙山和过雪山、草地时还危险，损失也大，令人痛心。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标志着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他们历时1年，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8省，行程两万余里，进行大小战斗110多次。从自桑植出发时算起，比红一方面军长征晚了1年多，虽然在他们长征的时候，敌人已经获得了追堵拦截的一些经验，给红二方面军造成了更多的困难。但是，由于贺龙等的正确指挥和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会师后，红一方面军送来数万斤粮食，2000多只羊、猪、牛，1000 多套棉衣，几万张羊皮，500匹布和3万块银元，以示欢迎和慰问。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接着，11月19日，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带着人民剧社到红二、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在洪德城为红二方面军进行了文艺演出。周恩来、贺龙这两位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阔别了8年之后又重逢了。
在这次慰问演出中，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为人民剧社充满激情的文艺节目所感动。贺龙兴奋极了，当场说，我们一定也要搞一个这样的剧社。坐在贺龙身边的周恩来指着人民剧社社长危拱之说：“好嘛！叫你们的宣传队跟我一起走，让危拱之同志帮助你们好好训练一下。”贺龙提出剧社名称叫“战斗剧社”。后来，在贺龙关怀下，这个剧社在几十年征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慰问期间，周恩来曾问贺龙：3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贺龙说：“统一归彭（指彭德怀）指挥吧！”后来贺龙讲起此事时说：那是我们红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拥护中央。会师后，任弼时调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委由关向应接替。
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 多个师向红军进攻。中央军委决定采取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的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按军委命令，红二方面军在10月24日至30日边战斗边转移，于11 月中旬投入山城堡战役，配合兄弟红军进行了歼灭第一军1个多旅的胜利作战，打破了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围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有名的“西安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去西安共商国是。红二方面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三原，云阳镇一带，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迎击可能来犯的蒋军。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即着力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整顿和建设。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贺龙参加了这个会议，作了坚决拥护中央的发言，对张国焘进行了批判。在一次会议上，他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他这番话博得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赞赏。在这之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贺龙继续当选为军委委员，并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此期间，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有着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为了消除这场错误斗争的消极影响，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在1937年7月5日著文说：“二方面军的领导者贺龙同志，他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久经锻炼的战士，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热烈的革命情操，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坚定性，他是南昌暴动主要领袖之一，他十年来继承南昌暴动的革命传统，领导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今年的‘八一’是红军十周年纪念，对他光荣的过去，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相信，这一伟大红军领袖，在党的路线下，团结着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为中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奋斗到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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