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毕，评梅把杯中酒，喝了一口，然后洒在墓前，低声说道：“君宇，喝吧！你永世不灭的英灵！今天是你的节日，我满满地敬你一杯！你可知道，世间有个姑娘的心，永远是属于你！”
然后，她朝那剑形的墓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这使人柔肠寸断的深挚的爱，这催人泪下的墓畔哀歌，感动了评悔身后的庐隐和那些青年男女，他们抑制不住地哭泣起来。
哭泣声惊扰了淡妆素裹的少女，她慢慢转过身，看见庐隐和十来个年轻的朋友们，她深深地给他们鞠了一躬，低声说：“谢谢，谢谢你们！我代表君宇谢谢你们！”
那些青年当中，有一个是绿波社的焦菊隐，他与评梅交往很深，常在一起饮酒谈心。他平时见到的评梅，天真活泼，姐姐般的温存。想不到她有这么深的悲伤，都隐藏在心底里。
“梅姐，”他感动得流出了泪，“真是苦了你！”
评梅看着他，叹口气：“哦，我不该让你们看到我的悲泣，在你们的心里投下一个阴影。不过菊弟，有君宇伟大的爱包围着我，其实我并不苦。只是，你有病，我原说不让你来的，你为什么又来呢？”
焦菊隐说：“不，我的病算不了什么，给宇哥坟头植树，我怎么能不来呢？”
庐隐，男子汉般的性格没有变，艰难的生活，痛苦的精神折磨，不幸的遭遇；没有把这位女作家压弯腰。她依旧是快人快语，雷厉风行。她指挥那些青年朋友，挖坑的挖坑，担水的担水，植树的植树。
这工夫，庐隐陪评梅到慈悲庵陶然亭里转了转。评梅见到四年前君宇邀她和长辛店几位工人领袖见面的屋子，不免又生了许多感慨。
待她们从陶然亭出来的时候，焦菊隐他们那些年轻人，已经在君宇墓地的四周植上了几十株松树，眼下正围着墓碑低着头默哀。
突然，评梅发现焦菊隐一阵咳嗽，不觉心头一惊，她真怕！因为君宇先就是咳嗽颊红，等到颊上红云退去之日，便是他化成僵尸之时。她赶忙走过去，用一种埋怨的口气说：“菊弟，我再四地跟你说，你病须快治，少年时留下危险的种子是很不幸的。你自己身体本来不很健康，不要糟蹋身体，家庭和社会希望于你的很多。菊弟，你保重了健全的身体，才能有了你心愿的一切！”
焦菊隐颔首称是，表示一定按照梅姐的话去做。庐隐告诉他们，说她还要和评梅多待会儿，让他们先走了。
待朋友们一走，庐隐便坐到高君宇墓前放声大哭起来。
庐隐在短时间里遭到人间最不幸的死别：丈夫死了，母亲死了。哥哥死了！她的心境一点不比评梅好多少。她想到：“世间万事难料，而人的生死是最难料的。如同盛宴难免要散，好花难免要残，圆月难免要缺一样，人生难免要死。”想到死去的亲人，想到自己的不幸和孤苦，便愈发嚎陶大哭不止。
不管评梅怎么劝解，也阻挡不住庐隐的嚎啕大哭。评梅听到伤心时，也不由得陪她流泪。
这是一对同病相怜的女友，遭遇近似的两个教育界的女作家。现在，她们在世间所剩下的唯一最亲近最知己的亲人，就是彼此。
蓦然，庐隐止住了哭声，用两只手使劲抹了两把眼泪，长长地吁了口气，自语道：“哦，哭一哭，真痛快！评梅，原谅我，从梦良死后，我一直憋到今天，见到你，见到亲人了，我觉得我才能这么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评梅掏出手帕自己擦了擦泪眼，又替庐隐擦擦，低声道：“快起来！”
庐隐站起来，拍打拍打屁股上的土，苦笑道：“唉，我这个丑小鸭真是命苦！可淮想到，你这只美丽的白天鹅，也和我一样命运悲惨！走！”
说着，只管自己先头走了。走两步，又站注，冷丁扭脸问评梅：“嗳，包里还有酒吗？”
评梅点点头，打开小包，拿出那只褐色的葫芦状的小酒瓶，摇了摇，听了听，嗯，足有三两。
庐隐劈手夺过去，咚咚咚，像喝凉水似的，一口气灌下去，抹抹嘴，咂咂舌头：“呵——真舒服！可惜太少！如果能把悲哀沉浸在酒里，常醉不醒，该多好呵！”
评梅一怔。
第四十一章
评梅和庐隐，一边走，一边说着话。过了小桥，庐隐突然收住脚，一脸严肃的表情，悄声道：“评梅，知道吗？李大钊被捕了！”
评梅一楞，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夺：“你说什么？李大钊怎么啦？”
“李大钊被捕了！”
评梅猛吃一惊，差点晕倒，身体晃了晃，庐隐忙把她扶住。
李大钊虽然是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图书馆的主任，但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史》。
评梅在女高师读书时，凡有李大钊到学校去演讲，评梅每次都要去听的。李大钊对评梅的思想影响很大，是评梅最尊敬的思想启蒙老师，从此结成了亲密的师生之谊。听到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她怎能不感到震惊，悲痛？
高君宇生前也常常对她讲起李大钊的高尚品德，说他是北方革命运动的领袖，君宇十分崇拜他。评梅还在报刊上经常读到李大钊的文章，她对李大钊同样素怀崇敬的心情。因此陆晶清南下时评梅是首先想到李大钊的，因为那时北京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李大钊他们已经搬进了苏联大使馆。评梅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他，去请教他，去请他帮忙的。
“三·一八”惨案之后，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枪杀；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枪杀；7日，《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被捕。一时间，奉系军阀在北京血腥镇压文化界人士，动辄加以“宣传赤化”罪名，或逮捕，或枪杀，白色恐怖笼罩京都！
军阀的残暴统治，使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那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别不但是中共北方区委的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这一时期，中共党员由三百人发展到一千人以上；国民党党员由二千二百人发展到四千三百余人。白色恐怖一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把两党党员大部分转移到外地去了；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市党部的主要领导人，也由公开转入地下，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俄国兵营，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
评梅急切地问：“李先生在哪被捕的？什么时候？”
庐隐告诉她，就是今天——清明节的早晨！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李先生他们临时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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