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冷笑一下，又说：“哼，只恨死十几个中国青年，却反给五色的国微上染了一片污点，他们以后怎么再拿这不鲜明的旗帜，去见那些大礼帽、燕尾服的外国绅士们呢！”
医院的病房里，楼道里，不时地传来重伤者的呻吟声，和医生、看护穿梭般来回奔走的声音。
评梅和小鹿正在说话，张琼淑来告诉她们，说刘和珍的棺材五点钟能运到学校。评梅又到别的病房去慰问了受伤的校友，然后重新回到小鹿那里，告诉小鹿，她要去女师大迎接刘和珍的棺柩。
小鹿挣扎着非要和评梅一块回校不可。大夫考虑她是踏伤，不重，可以回去外敷治疗，不一定住院。再说，医院的床位实在太紧张，出院也可以。
得到大夫的允许，评梅雇了车，搀扶着小鹿，回到了女师大。
黄昏。
道路泥泞。风狂，雨骤，雪猛，搅得天愁地惨，阴森凄凉。
十几个同学抬着刘和珍的棺材，踏着泥泞难行的路，走进了女师大。早已冒着雨雪等候在大门口的同学，看见刘和珍的棺材抬进校门，顿时都放声大哭起来！
多少女孩儿，围着她们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二十二岁的刘和珍的血尸，哭作了一团！
哭声震天，热泪飞洒，和着风声雨雪，交混在一块儿。分不清哪是哭声；哪是风声；分不清哪是热泪，哪是雨雪。只觉得天更愁，地更惨，女师大被痛哭何悲愤所笼罩。
评梅和校友们一起，边哭着，边随着棺柩走进了大礼堂。
刘和珍的棺柩，和杨德群的摆到了一起。和珍的棺材没有封盖，不过是几块轻薄的木板。她的上身赤裸着，咬着牙，瞪着眼，怒目切齿。她是因为对段执政的仇恨末消，她是因为爱国之志末酬，才死不暝目吧？
刘和珍的胸部有一个大孔，脊背有一排四个枪眼，前肋下、腹下、胸上还各有一个，头上身上的棒伤还不算。单是子弹射击就有七枪！
记得“三·一八”的前一星期，评梅去女师大看小鹿，刚上楼梯，碰见了刘和珍。和珍握着评梅的手，静默地微笑，眼睛里洋溢着爱慕的神情。她仍旧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文静娴雅，总是微笑着，脸上酿出两个逗人喜爱的酒窝。
“梅姐，”刘和珍笑着说，“是来找小鹿的吧？”
评梅报以微笑，点点头。她对刘和珍，向来抱着敬爱的心情。虽然刘和珍比她小两三岁，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年多前，从她认识刘和珍的时候起，她就喜欢她。是因为刘和珍和蔼可亲？是因为刘和珍对她的爱慕？是因为刘和珍的勇敢、坚韧，顽强，的毅力和任劳任怨的精神？说不清。也许是一种心的交流，灵魂的互爱吧？
刘和珍说：“小鹿在自治会，你看见吗？”
“没有。”
刘和珍拉着评梅的手，往楼下去：“走，我也到自治会，我陪你去”
现在呢？身上弹洞累累，血尸横陈，一副薄棺，便与人世成了永诀。
夜幕垂下来的时候，同学们仍旧不肯走。
这时，《京报》社长邵飘萍和几个记者来了，他们要给刘和。珍照相。同学们把刘和珍从棺材里扶出来，记者给拍了照。
在他们忙着拍照的时候，评梅和邵先生打了招呼。邵飘萍对评梅的文笔一向很赞赏，对她主办《京报副刊·妇女周刊》的持久耐劳精神一向很钦佩！
“石女士，”邵飘萍说，“对这次惨案，您不想写点什么吗？”
评梅坚决地说：“邵先生，我一定写！《妇女周刊》应该说话，为死难的妇女同胞申冤！”
邵飘萍马上说：“好！好！但是‘妇周’见报还得一个星期。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吧，这样见报快，影响也更大些！”
评梅说：“今晚我就写，明天就交稿子！”
邵飘萍眼睛一亮，十分干脆地说：“我保证三天之内见报！”
果然，三天之后，1926年3月22日，评梅的一篇揭露段旗瑞执政府制造惨案罪行的文章——《血尸》，便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
同时，《京报》还刊登了死难者的照片，公然称做“烈士”！
段政府对《京报》社长邵飘萍如此胆大妄为，切齿痛恨：“三·一八”惨案的一周之后。
3月25日上午，女师大为刘和珍、杨德群烈士，在大礼堂召开追悼大会。
花圈，挽联，摆满了礼堂，摆出了大礼堂的门，一直摆到学校的大门口。会场正中高悬“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八个大字。在这巨大的横幅挽降下面，是刘和珍和蔼可亲的遗像，以及杨德群的遗像，挂在会场中央。
这天，女师大几乎所有的教员学生都来了。刘和珍的未婚爱人方其道也来了。不少的毕业生也赶来参加刘、杨二位烈士的追悼会、
自从3月19日，刘和珍的血尸返校以后，评梅天天都抽出时间来女师大看她，看她封棺，看她棺椁油漆。今天追悼会，评梅头天下午就来了，帮助布置会场，摆放花圈挽联，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回家。
人们胸前戴着白花，臂上戴着黑纱。整个的大礼堂，整个的女师大，都沉浸在哀恸、肃穆、悲愤之中。
开会之前，评悔从礼堂出来，突然发现鲁迅站在大礼堂的门口。他一手夹着烟，一手夹在腋下，时而低头徘徊，时而仰面观天，那神情是极度的悲哀，悲哀之中流露着明显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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