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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

一一

  §1.(十一)

  一星期后,志摩成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特别旁听生。

  每天早晨,方巾黑袍,腋下夹着厚厚的书籍穿过教堂前的大草坪;这时,好像约好似的,二十名白衣红领带的少年唱诗班从教堂里鱼贯而出,他就停住步,看着这群十岁出头的娃娃们,直到背影消失在树丛后面,然后再进教室。

  剑桥的家庭式的学院气氛,皇家学院的自由化革命化的传统,“皇家人”的那种聪敏、诚恳、坦率,反成习、重友谊、倡理想,没有宗教偏见、没有种族歧视、憧憬博爱大同的特质,都使志摩倾心悦服,深为仰慕。两年多他那被不自知地压抑着的灵性爆发了出来,他以惊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咀嚼、吞咽、消化、吸收着英国文学,尤其是诗歌。从乔臾到叶芝、爱略特,佳句名篇,背诵如流;那优美的流动的音韵旋律渗透入血肉,回荡在心头。同时,他注意搜集和认真研读中国发表、出版的白话新诗,他惊异地发觉情愫、意象和意境在丢弃了平平仄仄、五言七言的格式后的那种恣肆自如的表现力。一股股强劲的感情潮水在孕育,在涌动,期待着一个时刻,迸发出唇齿。

  他热爱生活。除了学习,他还忙于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

  他最感兴越的是骑自行车和划船。

  在剑桥,几乎人人拥有一辆自行车;车把前边横挂一只锃亮的镀镍篮子,里面放着书和讲义夹,轻逸方便,推起来就走,说停就停,大道小径都可骑行;串门访友,墙边树旁一靠,也不用上锁。——志摩是在杭州念书时学会蹬车的,技艺颇精。到剑桥后置了一辆轻便车,踏着旋转的轮子在校园里闯来闯去,云在头上飘,风在身后吹,逍遥自在,宛若唐宋士人匹马单舟游荡江湖。

  划船,更是他自幼在家乡时就喜爱的了,在蓝水绿波上飘流而前,令人心旷神治。他参加了剑桥大学划船队,与牛津大学划船队作过一次比赛。竞舟在伦教泰晤士河上举行,这是轰动全国的体育大事。大群观众挤在两岸高声欢呼,挥手顿足;他们身穿深蓝或浅蓝色衣服,以示偏袒那一学校:因为牛津船员一律容深蓝衣裤,而剑桥学生则着浅蓝色。志摩身穿一套浅蓝色运动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在人声和河水的浪潮里,和碧眼黄发的同学们齐心合力拼命划动桨辑;林宗孟、林徽音父女在岸边挥舞花束为他高呼鼓劲。比赛虽然输了,但是徽音把扎着一根紫红领带的花束奉献给他,对他的奋进精神表示敬意,这使志摩比上台领奖还要快活十倍。

  志摩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应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科学与诗》的作者瑞恰慈《I.A.Richards)之邀,他参加了新学会(The Heretic's Club)——一个积极传播各种新思想的学术团体,每周举办演讲会或辩论会,发表一些与社会传统思想相抵触有冲突的“异端邪说”。瑞恰慈、欧格敦(C.K.Ogden)、吴雅谷(James Wlld)三人于一九二一年合著出版《美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一书时,特请志摩在卷首用中文题字,以光篇幅;志摩用林宗孟送给他的“戴月轩”贡品长锋羊毫水楷笔,神态腾飞般地写下了“中庸”二字。就这两个字,他又在一次演讲会上作了精辟的阐释。他说,“中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它不是世俗所理解的“调和”、含糊的意思,它真正的价值在于恰到好处的那一点,也许就是西方的辩证法吧。

  海德公园也是一个对志摩有着特殊吸引力的地方。那儿东一堆、西一堆地聚满了人,人堆的中心有各种性质的宣传演说。天主教与无神论、保守党与工党、无政府主义者与保皇派、自由恋爱论者与救世军、赞成内阁某政策的与反对这政策的、激进的、保守的、科学的、荒诞的,种种完全相左的见解可以在同一场地上对同一批听众进行宣传。志摩的思想倾向于工党。储说:“到了英国,我对劳工的同情益发分明了。在报纸上看到劳工就好比看《三国演义》时看到诸葛亮、赵云,看《水浒》时看到李逵、鲁智深,总是‘帮’的。

  那时有机会接近的也是工党一边的人物。贵族、资本家,这类字眼一提着就够挖苦!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他常常从海德公园东北隅叫做“石门”的入口进去,站在工党魁首麦克唐纳脚下的木箱边听演说,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志摩的血液最容易被激情的鼓动之辞搞得发热。一天,他兴致勃勃地跟着赖斯基夫人,一大早就去选区为工党竞选拉票,挨家挨户地敲开二百多家的大门,受到了不少的白眼。有一个火红头发的女人,用手指着他对邻居说,“你看,怪不得人家说麦克唐纳是卖国城!这不是他雇来了日本鬼替他张罗吆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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