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四年过去了，她在农场种菜、压瓦、伐木、搞科研，当过通讯员……生活中有过艰辛曲折，学习和创作也有过酸甜苦辣。写字没有桌子，只好趴在炕沿上写，垫在膝盖上写。后来捡到一张人家不要的破炕桌，她在桌面上贴上鲁迅像，又包上一层透明的塑料布，每天作笔记，好像鲁迅先生时时都在望着她。她的业余创作，也遭到某些人的中伤和诽谤，什么“名利思想”，什么“成名成家”，常常扣在她的头上。她咬着牙，顶着别人的白眼写去。农场没有书读，读文学书还会惹麻烦，她就啃《中国通史》。只有回到杭州探亲的时候，才算回到书的乐园里。父母想尽办法借书，一家人互相传阅、朗读，并且争论不休。在假期里，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红与黑》、《欧根·奥涅金》、《高老头》等许多名著。在家庭的和谐气氛中，一切不愉快的遭遇都烟消云散了。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断治愈她心灵上的创伤，也敲开了她的心扉，使她变得更加聪明和更加顽强。
经过生活的磨练和文学作品的熏陶，她的个性越发鲜明了。一位女友曾推荐了本《简·爱》给她看。在那位女友看来，她类似简·爱那种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命运搏斗的女性，为了追求平等与自立，她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做出崇高的牺牲。但是抗抗却说：“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愿意做一个个性顽强、意志坚定的人，但我最喜欢的小说，却是哈代的《苔丝》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个女性为反对封建的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所作的斗争，使我震惊，也使我深深受了感动。我敬佩她们为争取自己的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和信念，喜欢她们那种丰富的感情，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叛逆的女性，我认为她们要比简·爱更彻底。”
张抗抗所处的环境与同龄人相比更多几层苦痛。在新中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因为父母蒙受冤屈，她也跟着倒霉。来自学校社会的伤害，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而在北大荒的
日子里，除了饱尝所有知青的苦难之外，因为她是一个结了婚，又离婚，有了孩子的女人，生存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折磨达到了极点。然而磨难愈烈，抗争愈强，事实正是这样。她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敢于追求美，追求爱，追求光明，拼搏向上。十年内乱的那些困难日子里，她从来没有被压垮，也没有被淹没。
五
“四人帮”以“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招牌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埋葬了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也蹂躏了一切优秀的作家。爱好文学的青年想要写书，只能在荆棘中悄悄地向前摸索。她明知走上这条道路的后果，但在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已被强烈的创作冲动得不能自已了。
她学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做为自己的宗旨，来到北大荒以后，总想把在农场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描绘出来。从回973年夏天开始，她着手准备素材，酝酿提纲，想试一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
1974年春天，她回到杭州治疗甲状腺囊肿。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全力以赴，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两个月写书二十多万字。稿子还没有誊清，就因劳累过度高烧不退，又住进了医院。一天，她正在堆满书的床头量体温，两个陌生人拎着一筐苹果走进来了。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特地从上海赶来，安慰病人静心养病，并悄悄向她母亲要去了原稿。很快，出版社向农场给她请了创作假。她出院以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第二稿。接着，又去上海修改定稿。一部长篇小说，从初稿到出版，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编辑谢泉铭和陈向明是两位严格的老师，常常是前一天改完的一章交给他们，第二天又退回来。他们的文学修养高，又善于辅导，不断启发我挖掘生活素材。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怀念和感激的两个人。
这部描写知识青年在黑龙江农场生活的长篇小说，取名《分界线》。它反映了张抗抗在这个历史阶段所抱有的一种政治信念。这种信念是长期的正统教育所形成的。她在生活中看到年轻人在逐渐分化，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农场办场中存在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知识青年中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纠葛在一起，出路究竟在哪里呢？作者试图用自己的政治信念给复杂的生活作出一个答案。她在作品中赞美了脚踏实地、大搞农场建设的人。主人公耿常炯是个实干家，他在战胜涝灾、洪水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品质，是可贵的高尚的。在今天的四化建设中，仍然需要创作这样的青年典型。
1975年小说出版后，她写过一篇《在生活的激流中》的创作体会，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主题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对“主题先行”一类文艺理论的有力反驳。
关于这部作品的缺点，她自己说：“这部小说最大的误差，似乎不是它反映的生活是否真实，而是它仅仅凭着青年人一种善良的愿望，去呼吁人们分清真理与谬误的界线，而作者本人对这种界限也是分不清的。我在小说中鞭挞了口头革命派，但作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却是不准确的。我批判了一个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懂生产而又看不到青年力量的负责干部，但我无法从根本上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这部小说出现在历史转变的前夕，由于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它没有揭示出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够真实的……也许我那时过分重视了‘浪漫主义’，而使人物过于理想化，这是极左文艺思潮时期文学作品的通病，应引为教训。”
《分界线》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练笔”，作为长篇创作的甘苦尝试，这对张抗抗是重要的。但在文学的文本意义上，《分界线》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语言、结构等等，都有她自己的特色。这部作品，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因这部《分界线》，正像很少人关注谌容的长篇《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一样。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张抗抗的崛起，也不是一日之功。
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她在创作上就写不下去了。文坛上的种种怪现象，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她苦恼，使她难以动笔。她说：“我祈求社会进步，希望变革，对旧的传统势力无所留恋，希望看到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可是，这种变革的希望在哪里呢？我摸索、寻求，一遍遍，一次次，每到那不可逾越的高墙面前，只有退回来……”她在不断地解剖自己，探索社会，这个时候，她不晓得：她距离真正的“分界线”，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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