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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之歌
赵淑侠的《春江》是一部故事发生在国外，内容却不是描写留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里的主人翁刘慰祖变为刘浪，使人想起聂华苓的小说《桑青与桃红》。刘慰祖是一位受尽家人和朋友溺爱的将门之子，曾梦想循规蹈矩地成为一个好儿子、好朋友、好丈夫。但是，当他发现人的虚伪、现实的虚伪之后，他的思想便陷入无法自拔的苦恼陷阱。于是，他愤世疾俗，他要报复。他给小狗起名叫“真理”，因为社会上丑恶多真理少，狗“诚实，比人强，叫这个名字可以羞羞人。”他在外流浪十年，连一个字也不给家里写；从欧洲回到台北，正赶上祖母祝寿，他从墙上爬过去，背着大背囊，站在客厅里，对几十个人说：“别跟我假惺惺，我恨虚伪，恨造作，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该多好呢！……哼！你们这些只晓得锦上添花，只懂得拍马、作假的人，我劝你们快回家去得啦！你们不都有个家吗？蠢人！”他对祖母和父亲说：我不叫慰祖，“我无祖可慰，也不想慰了。……我叫刘浪，我情愿流浪，不愿意‘慰祖’。”“我有足够的理由恨你们。”“我的人生被人破坏了，我也不能叫那些破坏人的人过得心安理得。”真是痛快淋漓的鞭答，呐喊，抗议！这个刘浪，使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不同的是，刘浪是现代社会中的“狂人”，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从封建社会杀出来的逆子。
刘浪背着沉重的包袱，从台北出发，走遍了世界他认识的所有地方。那时，他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在他眼里，世界是一个美丽的发光体。现在，他是流浪画家，是“无根的一代”，或“流浪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在他的感觉里，到处都一样，都和台北一样。他曾经年轻过，快乐过，真心实意地爱过；当他发现了世界的真实之后，他的天地突然崩溃，刘浪成了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的“苦恼的现代人”。“历史的包袱是很多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负担，无奈历史又不能抹杀或回头，而改过的新面貌该受到欢呼和信任。因此我们必得挣脱历史的压力。”“……人不能从过去里走出来是很悲哀的。希望在前面，不在后面，人要创造历史，不要被历史埋葬。原谅是最高的美德，”这是作者在小说“序”里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感情。从这里出发，“刘慰祖”经过“沉沦”式的探索和寻找，最后又回到“刘慰祖”那里，“狂”和“变态”终于恢复正常。刘慰祖站在歌德堡的纳卡江大桥上，看着滔滔江水，觉得自己也是这汹涌狂流中的涓滴，哪有本事跳出？于是酸楚攻心，怅然欲泣。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做‘流浪’干什么？怎么做也不会成功。想逃开所有的人哪！办不到的。真的，老弟台，听我这个傻快乐一句话：做不到，绝对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从世界上逃去……”刘慰祖将回到原来的地方，回到他曾憎恶过、仇恨过的人群和历史中，也以虚伪游戏人生，在现实的手心里，“开始新的人生”，因为那里有等待他待继承的事业，有他的祖母、父亲、继母和妹妹……《春江》的结局意味十分深长。赵淑侠在《序》里最后说：“刘慰祖只是个象征，其他的人物，甚至这个短序中的‘年长者’之类的，也是象征。”是的，《春江》的象征意义，概括了一部社会历史。
本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时代病”在青年中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病在不同的国家其病源不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刘浪不是“嬉皮士”、“崩克”，有时他是“现实”的，有时他是“狂人”，但他是“中国式”的。刘浪是现代意识里的人物，赵淑侠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迷惘在现代社会里的典型形象。
为女性评说公道
赵淑侠另一部长篇力作《赛金花》，是有别于《我们的歌》、《春江》、《落第》等另一种追求和尝试。一个作家不应永远保守自己不变的风格，要开拓，走新路。数年前我见她时，创作《赛金花》的思想刚刚萌生不久，其资料的搜集也才开始，而几年后相见时，一部三十六万多字的长篇小说，已在两年前成功面世。她的创造精神和巨大潜力，令人十分钦佩。
她的《赛金花》写的是一个“古老”而又为人们记忆犹新的故事。赛金花是百余年前清末名妓，在文学作品里，一直扮演着反派的角色。就本世纪的文学作品而言，先后就有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曾朴的《孽海花》、张鸿的《续孽海花》及夏衍、熊佛西分别以赛金花命名的两个剧本。但这些作品多把她写成没有灵魂，没有良知的胭脂花国的淫妇荡女。赵淑侠的《赛金花》为主人翁赛金花注入了新意。首先，作者并不是为她翻案，也不是要写历史小说。作者是根据从五六十种中外文资料中的发现和心得，以当时的时空背景——人物、事件、场景和赛金花本人的女性角色重组故事，还这个历史人物的血肉和人性的真实。赵淑侠是以女性主义为出发点来创作这部小说的。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要利用赛金花这个历史人物，从人性尊严的角度，强凋女性的自觉，表达人类原始的感情。赛金花也爱她的孩子，也想做一个好母亲；在她改嫁之后，也想重振勇气，做个叫人尊敬的完人，可是社会不允许。赛金花对人生有着很深的体悟，死前她对记者说：“为人在世原是如此，眼望天国，身居地狱，这样的苦苦挣扎，便是一生啊！”这真是一语道破——红尘尽处一场梦！尤其是她，一生出卖色相，苦苦挣扎，这梦更是一场恶梦。
赵淑侠在这部小说里以同情之心细腻地写尽了赛金花一生的悲剧传奇故事。被迫走进烟花巷中，十六岁嫁给苏州状元洪文卿为妾，随丈夫出使德国，北京的斑斓生活，夫殁后被逐，女儿被抢，儿子夭亡，做人不得，被迫再次下海，重操贱业，以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与瓦德西的斡旋，最后的凄惨……一个抗争的悲剧，才有了一个收场。但悲剧是社会的，直到现在仍有余音缭绕。赵淑侠是立意非要把赛金花写成真正的小说不可，并且是属于“女性文学”的一类；她在小说的代序《赛金花隐没于红尘尽处》中说：“妓女地位虽贱，唯她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感觉和情感。相信赛金花本人也并不以她的妓女身分为荣，但自幼家贫入烟花一几经翻腾，就是做不成一个正经人。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她有什么能耐改变命运？”这是作者的同情和理解。赵淑侠说：“我是女人，了解女人。”从这一点来说，她更比男人更有资格描写女人。这部长篇，台湾九歌出版社印了十三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印了几版。这足见读者的关心与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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