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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1)

  作者:阎纯德

  1980年春,新华书店的橱窗里,摆着由北京出版社刚出版的《台湾轶事》,很快出售一空。同年秋后,书店里又出现了丹红封面(上有祖国大陆一角和宝岛台湾的地图,之间有一只寓意颇深的飞翔的白色海鸥)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和宝蓝色封面(上有印花图案)的《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们的作者,是湖北人——聂华苓。

  我第一次听到聂华苓的名字是在1977年春天的巴黎。那时,我结识了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途经法国返回香港的诗人何达,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聂华苓的故事。

  1978年,她携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一同回国探亲,结识了不少国内作家,从此我便常从这些作家和香港文艺界的朋友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她的家世、她的为人、她的创作和她的故事。后来,我们不断有书信来往,每次她都热情地回答我询问的一些问题。

  1980年初,我读到一篇香港女作家夏易写的文章《看聂华苓的照片》,说“看聂华苓的照片,就知道她是个能支配环境,而不甘被环境支配的人。从眉梢、眼角,从笑容、风度,甚至从那微微向两边翘起的太阳眼镜的边缘,往往包藏不住地要泄露出她的聪明与能干来。”不久,在金灿灿的迎春花开的时候,她同丈夫又来中国探亲访问。四月十七日,在北京饭店,我访问了她……

  一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在湖北省应山县。她在《三十年后——归人札记》里自我介绍说:“聂华苓——写小说的。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台湾写作、编辑、教书十五年;现在是一个东西南北人,以美国爱荷华为家。三十年后,和丈夫安格尔以及两个女儿薇薇、蓝蓝回中国探亲……”七十个字,概括了她的一生,写尽了由诗的形象构成的历史,她的脚印,就散落在这部历史的每一页上。

  聂华苓的祖父是个开明的文化人,能写一手好诗,中过举,但放知县赴任途中,爆发了辛亥革命,宣统皇帝被推翻了。这时他积极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我父亲是桂系的,长期在家赋闲。”她说,“偏偏在1934年去贵州当了八个月不大的官。红军长征经过那里,兵荒马乱的年月,谁分得出他是桂系嫡系,就把他当作蒋家的人办理了。”

  饥饿、贫穷的旧中国,在聂华苓的心上投印过极为浓重的阴影,那些不能忘怀的往事,时常在她的记忆里展现,而且越来越清晰:

  小时候,家住在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去买雪糕;我

  们得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长征五个

  租界,为吃一根雪糕!扎红头巾的印度巡捕、矮小凶悍的安南巡

  捕,拿着棍子赶黄包车和叫花子。德明饭店(现名江汉饭店)在德

  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门前那一篷

  绿色的荫凉没有我们的份儿!饭店里住着洋人和中国买办,闲人

  免进。汽车一声不响地开到饭店门口,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

  车夫”跑出车子,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向德明

  饭店里走,皮鞋打在水门汀上得得响,一直走上大门里那一抹又

  宽又长的楼梯,走进那沉重神秘的大楼里去了。

  (《三十年后——归人札记》)

  这是旧社会在她心灵深处写下的至今未能忘却的记忆,是一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凉图画。但当“七七”事变爆发,锦绣河山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时候,她的心像掉进了黄连里,痛苦之至。

  聂华苓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武汉度过的。大江滚滚流,白云空悠悠……日本水兵的狂叫,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那是日本妓院。

  有个姓黄的男孩子,是聂华苓的邻居,有许多迷人的童话书。她读的第一部童话《格林童话集》,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当她在武昌紫阳桥的一女中读书时,家患愁人,国难如山,每星期六乘船回家,都有不少眼泪抛入江面。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祖国大地燃烧的时候,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日本的战火里逃生……

  1939年,她刚满十四岁,就跟着湖北联合中学打起“游击”来,一路上吃的是“八宝饭”——砂于、老鼠屎,什么都有。长了一身疮,常常打摆子。为了不当亡国奴,生活再苦也在所不辞。一路上所看到的那些名山大水,在她那爱国的心盘上添加了新的砝吗。后来她来到天府之国——四川,考上了长寿国立第十二中学。她原想毕业后去上西南联大,但当时太穷,连木炭车钱都没有;长寿离昆明虽不远,而没有钱却是寸步难行。这样,她考进了南京搬迁到四川的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学校又搬回南京,她于1948年在这所大学的外文系毕业。她的青春是和长江联系在一起的。她回忆说:“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哀乐。一个个地方,逆江而上;一个个地方,顺流而下——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三十年后——归人扎记》)

  从中学到大学,她都喜欢读小说,写文章。在南京,以“思远”为笔名,写过几篇,这是她创作生涯的开始;1949年,她发表过一篇讽刺投机者的文章《变形虫》。这篇文章虽无影响,但却是她创作的尝试。

  聂华苓说,自从她父亲被办理以后,便一直对革命、对共产党怀着恐惧的心理。

  二

  1949年,聂华苓二十四岁,作为老大,她拖着母亲、弟弟和妹妹,一家五口,到了台湾。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拚命工作,生活的重载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就在这时,弟弟在一次飞行练习中失事死亡,母亲又偏偏因癌症与世长辞。“祸不单行”是一种迷信,但生活对聂华苓的打击,确实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残酷无情。不幸的第一次婚姻,给她的生活又增加了更多的不幸,但她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沿着一条曲折的生活之路,探索着人生。她独立抚育、教养两个幼小女儿,办事、教学、管家、写作……命运的鞭子不断地抽打她,年轻的聂华苓顽强地生活着,拖着一个家!

  为了养家,她在台北参加了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工作。这个刊物的发行人是在美国的胡适、实际主持人是雷震,编委有十人,其中有国民党员、官僚,也有学者名流如毛子水,也有理想的斗士,如殷海光。开始,聂华苓管理文稿,业余写文章,搞翻译。雷震爱才,当时并不知道她能写文章,后来见到她发表的作品写得漂亮,就对她说:“聂小姐,从今以后,你就做编辑吧,负责文艺稿。”从此,她成了该刊文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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