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这一年，她在解放后写出第一篇小说《小胖和小松》。初稿得到了邵荃麟、葛琴的肯定，并鼓励她多为孩子们写些东西。当这篇优秀小说在1954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的时候，她正在月子里。朋友们向她祝贺，说她生了一个儿子，又发表了两篇作品（另一篇是关于介绍一本列宁著作的文章，发表在《学习》杂志上），于是她把作品里小主人公“小松”的这个名字送给了自己的儿子。
《小胖和小松》发表后不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便出了单行本，后来天津、上海、北京的各大出版社都把它收入了选集。这篇小说写出了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友爱的关系，作者用一系列精彩的细节描写，织成一个十分生动感人的美好故事，小主人公的形象与性格栩栩如生，鲜明、生动地表现了人关心人，人人爱护下一代的主题思想。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杲向真说：“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小说的形象主要是从我的大儿子小林身上吸取的。有一次我的女儿和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女孩到王府井买东西，回家时天黑，两人在路上失散，大人沿路去找，在金鱼胡同西口的交通警察岗上找到了她。那时的十字路中间有一个大圆盘，交通警站在圆盘上指挥交通，我女儿就坐在那个大圆盘上，忙碌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等着值班的警察叔叔下班后送她回家。在写《小胖和小松》时，我把人物、环境都变换了。我觉得在公园里，主人公有更广阔的天地展开活动，使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使人物更加真实、丰满……”
这篇作品在1980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获得了一等奖。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是不能离开生活的。杲向真虽然没有机会长期地专门深入生活，但她也从不放过一切可能有的机会。1955年后，她曾在北京棉纺二厂深入生活，先后担任过该厂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和子弟学校校长。在子弟学校，同老师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交了朋友，工作的责任心和生活的乐趣，作家的灵感和童心融为一体，孩子们的性格、美好的思想感情，都一起涌到了她的笔下。这时期她一连写了《春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和《节日的礼物》等引人入胜的儿童短篇小说。其中后两篇，都是在生活的直接启发下写成的。她想在院子里种点向日葵，见人家种的长得老高，花盘结得那么大，很是羡慕。可是别人劝她甭种，说种了也是白种，一长出苗来就会被院里的孩子糟踏了。由这点启发，再加上平时接触的生活，当它们一联系起来，便构思成著名的《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节日的礼物》是作者受自己的生活启发而写成的。杲向真说：“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看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坐在玩具店外面的地上嚎哭，一位农村妇女拉他，他怎么也不肯起来。我问她，孩子哭什么，她说他要买玩具。我说：‘你就给他买一个吧。’她着急地说：‘拿什么买呀！我们一大早打农村来，扯了些布，回去还得坐车呢！：孩子继续哭闹着，我叫他们等着我，便急忙进玩具店买了一辆鸭鸭车送给了孩子。他立刻不再哭了。当那妇女还没有从惊讶中醒悟过来，我已经挤进了人群。后来我把这件事加以虚构，写了这篇小说……”
大地上的路是曲折的，生活的路尤为坎坷……
1956年，杲向真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同年调到北京市文联工作。正当她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奋发向前，在儿童文学这块园丁不多的园地上勤奋耕耘并有可喜收获的时候，她遭到了被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就因为在1957年整风时，她对市文联的一位领导工作上的缺点提出了意见，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虽未被补划为右派，却遭到了报复。
那时候，有口不能言，徒有一根舌头，她在党中央的身边，却找不到母亲。她永远不懂：“给领导提意见，为什么就是反党！我如堕五里雾中，我痛苦、茫然。从此，我背上了‘反党’的包袱，羞于见人。在家庭里也抬不起头来，觉得委屈了孩子。我把自己和世界隔离起来，成了真正的孤儿。也从这以后，我变得更喜欢孤独和沉默寡言了。”
她的精神和感情都受到了创伤，但是她却不愿让自己年富力强的生命白白虚度。她常常自我安慰：“组织上是个非党员，可在思想上要做一个真正的党员。”在以后的几年中，她无声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人前从不多说一句话，业余时间她默默地创作着，先后发表了《在灰色的日子里》、《春夜》、《母婴篇》、《好秘密》、《你好啊，故乡》、《母亲》、《刃磨》、《快乐的小鸡》以及一些短诗、散文和评论文章，其中有的还被译成外文。在创作上，她是一位从不满足的人；另外，让劳动的欢乐滋补伤痕，充实生命，给孩子们多写东西，是她生活的唯一乐趣。
1966年，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燃烧起来。杲向真同许多作家一样，没有能避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袭击。开始，她被怀疑为漏网右派，曾经多次掀拽拉扯，到1969年5月，就随着北京市第＿批下放干部到门头沟区上苇甸公社黄土台大队劳动去了。那里是山区，黄土台就是高山坡上的大土方，台上住了五十来户人家。台上的房屋随着起伏的山势而筑，重重叠叠，煞是好看。村庄四周环山，山上长满了果树，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的果花和天上的云霞相映生辉。山涧有条清澈透明的溪流，冬天溪水成冰，村里的孩子们坐着自制的滑冰车，在冰面上嬉戏，山涧荡满了笑声。
杲向真在这里劳动了十个月，同社员、孩子都建立了纯朴的感情，因此她深深爱上了这个小山村。她知道，解放前谁家外出讨饭，抗日战争时谁在深山打游击，谁家的孩子差点儿掉进小塘淹死，谁家的小伙子结婚反对铺张；她知道，哪一块地的土质好，哪棵树结的苹果甜。她和社员一块修整山地、打眼放炮，一块儿躲在山岩后面笑着满天纷飞的碎石；一块儿提着篮子在密密的杏林里检杏核，淘气的孩子一边检一边把杏仁塞进她的嘴里；他们一块儿坐在场院里剥脱核桃的外衣，品尝甜嫩多汁的鲜核仁……在这个美丽的山村，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积累了生活。
后来，她到干校劳动了四年。1974年，北京市人事局开始考虑她的工作分配问题。她的档案先后送到北京出版社（当时叫出版办公室）、市文化局，都被退回，接着是《北京文艺》、三废办公室、市区文教局、区文化馆……全都拒绝接受她。人事局的干部叹着气说：“女同志过了四十五岁就难分了。如果你恢复了党籍，也会好办……”杲向真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从十七岁走上工作岗位，还从来没有在家里闲呆过。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工作”就是幸福！但是，在“四人帮”暴虐的统治下，她“失去了”，竟找不到任何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么可怕！杲向真说：“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我既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也没有能力使自己恢复党籍。但这样无所事事地闲散在家，混日子，真会把我逼疯。”好心的人事局干部总希望安排一个离家近、适合她的特长的工作，但在当时毫无希望。杲向真热烈地渴望着工作，她对人事局的干部说：“不管什么工作，什么单位，也不管多远，只要我能胜任，就可以，决不挑挑拣拣。”人事局的干部不以为然地反问：“石景山区倒是要人。那里离城里四五十里，谁都不愿去，你去吗？”“可以！”她欣然同意了。回到家里，她又给人事局的干部写了恳切的、充满了革命热情的信，讲革命不应怕艰苦，不能只在家门口干革命等道理。最后，她终于到了石景山古城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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