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再暗淡的生活，也会有亮光。对李纳来说，这亮光就是这些下层的劳动人民。她说：“我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怀念他们。他们不但给过我快乐，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生活中真正的美。这些人，就是颈项上拴着铁链，也过得高高兴兴，从不对生活绝望。这些人是善良的，纯朴的，对别人充满了同情心。后来，我有幸接触许多平凡岗位上的人，在众多人物中，除少数之外，都各自带着优美的素质走进我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女性，在旧社会，她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一旦觉醒，对于旧生活的抛弃，义无反顾；对新生活的执著，舍死忘生。她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利益。有时，她们表现得比男人更勇敢，思想比男人更单纯。我爱这些人。无论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代，”就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寒冷日子里，她们的光辉都照亮了我，想到她们，心中充满了温暖、”（《李纳小说选·自序》）这就是为什么，李纳在自己的笔下反复歌颂她们。
中国的封建势力是一条给人民制造了无穷苦难的绳索，中国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但那根绳索仍然束缚着当时的少男少女们，他们最感痛苦的还是婚姻不自主。李纳也不例外。在高小时，她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有一副沉重的枷锁无情地绑缚着她。对方是什么人？她一点也不知道。不知有多少次，她与同命运的小女友在校园里的凤仙花下偷偷哭泣。李纳说：“像我们那样的家庭，要提倡退婚是家庭的奇耻大辱。死，比退婚还容易。”
小学毕业后，在昆明读书的叔叔回来了，他和李纳有着同样的痛苦。她向叔叔倾吐了自己的苦恼之后，叔叔要她争取出去读书，还指着墙上的一幅对联说：“读好了书，便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母亲同情女儿，赞成她出去念书。那时，她的家乡只有一所女子小学。由于军阀混战，土匪出没，滇军来，川军往，很不太平，她家不是逃到乡下，就是躲进昆明。自从她受了叔叔的启发和鼓励，外出读书“便成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祖父最初不同意，一个女孩子，远离家长的约束，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经过母亲的苦苦哀求，由于他怜悯她从小没有父亲，考虑再三，终于答应将她托给一家亲戚。
聪明、勤奋的李纳考取了昆明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以后，她曾多次提到《亚利安娜》给她的启示。她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个寒暑，可是至今想来，还清晰如同昨日。那时候，我是一个初中学生，寂寞总是笼罩着我。有一天，无意中看到一本厚杂志，读到《亚利安娜》。这篇小说，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被一个为真理献身的女性感动得热泪迸流。在我稚气的心灵中，它不啻是一束火把，它长久地在我心中燃烧，长久地成为鼓舞我的精神力量。”
李纳所在的这座中学，在大革命时期十分活跃，出了不少共产党员，还牺牲了几位女英雄。但在李纳入学时，空气已经颇为沉闷，学生们在几个老处女的监视下，如被幽囚的小鸟，连她们和男子一起走路也要开除。她们每天按部就班地上课，图书馆里有几本不像样子的书，只有冰心的《寄小读者》还能稍稍满足一点学生求知之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纳曾读到巴金使之耳目一新的《亚利安娜》，但这种书在那里是找不到的。
矛盾百出的大家庭分开了，她母亲领着三个女儿开始单独生活，日月艰难。不久，李纳考入同样腐败、守旧的女子师范。她不喜欢数理化，而独爱好语文。她的语文老师虽然年轻，却很守旧，专教学生读古书和写作旧体诗。这时候，她接触了屈原、陶渊明、李白和杜甫。李纳说：“至今，我尚能背一些古文，不能不说这是那位年轻的语文教师的功劳。”
中国，近百年来受尽了敌人的欺凌。抗日战争的爆发，人民奋起抗战，使苦难的祖国从黑夜望见了黎明的曙色。这时，李纳同千百万中国青年一样，从个人的哀伤中奋起。国家正在死亡线上抗争，用生命拯救她，是儿女的神圣责任。李纳说：“在这伟大的时候，如果谁还仅仅想着个人的幸福，那便是犯罪！”当时不少云南青年男女，得知抗战的爆发，都浸沉在悲喜交集之中。几天之内，许多有志之士离开家乡上了前线。女学生也不肯后人，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也要奔赴前线。李纳兴奋地参加了这个团，到昆明西山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她母亲反对，亲自跑到昆明，终日形影不离，拉着她不放，使她没有走成。
1938年，纷纷传说敌机要轰炸昆明。一天早上，蔚蓝的天空像平常一样透明，院子里飘着阵阵花香。体育教师领着她们跑步之后，忽然异常严肃地叫她们立正。他激动地面向学生，用颤抖的声音说：“同学们，敌机要轰炸，迫使我们不得不停止升旗。”他望望天空：“这是我们祖国神圣的领空，却不能让自己的国旗飘扬……”他哽咽着，泪水沿着他粗糙的脸颊滚了下来。国旗在沉默中升起。泪水从许多学生的眼里涌流出来，最终形成一阵哀哭……这时，李纳胸中的热血在奔流，在燃烧，她回忆说：“我仿佛经历了法国都德《最后一课》的情景，每每想起那难忘的一幕，我的心就激动起来，好像又置身于抗日的烽火之中……”
国难当头，在许多青年看来，读书已成为多余。饭馆和火车站，经常传来出征的歌声；酒杯相碰，泪流满面，心向祖国，同发誓言：“不收复失地，誓不回家！”
不久，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徒步来到云南。他们带来了进步文化，进步书店日益增多，宣传抗日的书籍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学生的精神状态更加高昂起来，使昆明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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