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则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有情的”（《窗》），而“门”则是“无情的东西”（《门》）；作者通过对“门”的有关成语的种种解释，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得别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势的可憎（《狗》），至于钱，也不是万能的东西，因为它买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钱》）。只有春，才是充满希望的，“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春》）。这些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对人生深入观察的结晶。
林海音叙写夫妻情、母子爱、师生谊之类的散文，充满一种真挚。亲切的情趣美。如妻子为尽妇责，好心地把丈夫书桌上乱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气，妻子据理力争，丈夫只好认输：“算你赢，还不行吗？”结尾多么风趣而亲呢！《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为了让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让她进厨房，他带领孩子们做饭炒菜，把他对妻子的体贴，以及他不会做家务事而闹出的各种笑话，渲染得满纸生辉。作者还常选用一些生活细节来突出这种情趣，如“丑小鸭”们“侦察出父母因熬夜写作而偷吃东西”的物证后，四张小脸冲着“我”要求“赔”的笑剧（《鸭的喜剧》）；为帮助学生默默改错误，以不损伤学生的自尊心，她又采用先叫学生一个一个走到操场，让偷球者自己去还球，小偷不敢还；后又用学生和老师一个一个走出教室又一个一个走进来，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球放回原处，虽然老师明知是谁，也不点破，这一组细节描写，显得新颖别致，更体现老师一片爱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这样描写，妙趣横生，充满诗情画意，折射出作者热爱生活的底蕴。
优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构思的结果，林海音散文构思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设，却又不露痕迹。如《贝多芬的力》，作者既写贝多芬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早丧，又写他负担全家生活和培育两个弟弟的艰难，也写他失恋的痛苦，耳聋的打击，以及他立了遗嘱又奇迹般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完成《第九交响乐》才在贫病中逝世。全文紧紧围绕着这位杰出人物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把许多有关的片断汇集于“力”这个焦点上，从而使这篇散文凝炼、浓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辉而使读者受到启迪。《辛酸餐馆泪》。《日落百老汇》、《诗的婚礼，诗的岁月》也体观这种构思的特点。有些篇章，用对比突出主题，如《五十两黄金·一块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笔调，将一个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写出来，让读者得到丰富的感受。
林海音小说则为我们展开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并以反映我国特殊历史时代的真实面貌而得到人们的赞扬。
林海音特别关心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她大部分小说，不管是以北京为背景还是以台湾为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妇女问题。她的许多反映旧中国妇女命运的作品，既是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记录，也是寄托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自传体小说《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给我无限回忆”。深深的乡愁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旧事》就是通过宋妈、兰姨娘、秀贞和爸妈等人物命运的描写，表现作者对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写大陆来台妇女和台湾妇女的生活际遇，是她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继续。她们不是忙于事业而失去家庭的温暖（《春风》），就是为养家活口沦为受人凌辱的戏子（《风雪夜归人》）；不是为挣钱送妹妹读书而只好卖唱（《孟珠的旅程》），就是在失学失业的痛苦、寂寥中被变态的恋情吞噬（《晓云》）。而秀惠的自杀身亡，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台湾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玫瑰》）……总之，林海音笔下的妇女，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她重现了二十年代旧中国妇女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妇女的苦难生活，也写了她们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楼自杀来抗议养母和社会对她的坑害。但大多数妇女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叶石涛语），林海音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一次证明，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外，林海音的小说，还反映大陆赴台人员的寂寞、对大陆亲人的思念（《晚晴》）和谋生的艰难（《蟹壳黄》），以及台湾城市贫民不幸的命运（《鸟仔卦》），台湾菜农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龙的心愿（《要喝水吗？》）。而《萝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说，则是儿童生活的写实。
林海音还写了不少童话，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林海音童话集》，一本为故事篇，有《请到我的家乡来》、《迟到》、《三盏灯》、《哈哈哈）、《爸爸的花椒糖》、《金桥》、《骆驼队来了》、《察家老屋》、《童年乐事》；另一本为动物篇，内有《我们都长大了》、《小快乐回家》、《六趾儿》、《井底蛙》、《不怕冷的鸟——企鹅》。不管是故事箱或动物篇，都充满儿童情趣。作者将浅显的哲理、深刻的主题用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都使小读者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是寓教于乐的精品。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语）林海音致力于写人，写人的命运，灵魂，性格，井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这是她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哪一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反映清末民初女性悲剧的《烛》中的大妇，明明反对丈夫娶妾，表面上却要赞同；心里对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却又显得雍容大度。她的独特性格和复杂感情明显地带有时代的标记，环境的烙印，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男人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大妇的美德，是对丈夫的顺从，对小妾的忍让和宽容。但被弃的痛苦，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又使她不甘于默默忍受这难堪的境遇。于是她采取“装病”这个反抗形式，以惩罚丈夫的变心和小妾的得宠。而这种反抗丝毫无损于丈夫和小妾的恩爱缠绵，自己倒由假瘫变成真瘫。她渴望丈夫的爱，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关怀。无疑地，她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晚情》中的姚亚德，是大陆去台人员，在孤独无聊中打发难熬的岁月，日夜思念留在大陆的妻子儿女，托人打听，才知妻子已经病逝，女儿又很难来台，他只得把满腔深情，移于被海员丈夫抛弃的台湾妇女。姚亚德的乡恋和思亲，以及在寂寞中重建家庭的愿望，是由于国未统一，家难团聚这一具体社会环境造成的。作者通过“这一个”姚亚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的“一般”心愿。《玫瑰》中的秀蕙，原是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爱唱歌，爱生活，可是她却是一个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养女。由于作者把她放在笑贫不笑娼、观光事业畸形发展的当代台湾这个社会环境中来刻划，详尽地写了她的挣扎和奋斗，却仍然逃脱不了当歌女任人蹂躏的命运，才十七岁就自杀身亡。作者在描写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的同时，逐步展示了秀蕙（即后来被歌厅老板改名为玫瑰的少女）纯洁、上进、倔强而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特征，使读者通过秀蕙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对促成她悲剧命运的社会环境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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