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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2)

  在振聋发聩的炮声中惊醒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豺狼步步紧逼面前,国民党政府则步步退让,北京危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韦君宜恰在此时,踏入了素有反帝斗争传统的清华大学,敌人的铁蹄踏碎了她成为学者的美梦。她从书斋中走了出来,面对着完全变化了的环境,感到惊异、迷惘。她拿起笔来,记录了自己的苦闷和朦胧的追求,散文《告诉》是她的一篇习作,也是她后来跟文学结缘的开篇之作。以后,她又接连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其内容大都是听来的革命故事和亲自观察的小市民生活。作者追忆这一段创作时曾说:“那是在追求党还没有追求到的时候写的,虽然很幼稚,文章却是一片真情,热烈的程度,有过于少男少女在热恋中。我是在热恋着革命,热恋着我的祖国”。

  帝国主义入侵后,北京的街头和正阳门车站到处都写上了“片假名”,“何梅协定”、“塘沽协定”接连签定。学校里一面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一面是熊熊燃烧的反抗之火,抗日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围绕着抗日救国的内容,同学们召开各种形式讨论会。韦君宜有时也去旁听或列席,她用心地倾听那些高谈阔论的男同学发表演说,开始觉得新鲜,有道理,渐渐听得入迷,信服了。从别人的演说中,她知道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懂得了什么叫剥削、压迫,世界上为什么有穷人、富人……讨论会使她开阔眼界,明辨是非,她从旁观者逐渐成为一名自觉的参加者。

  一次,一位女同学因参加左派革命团体,被特务迫捕。当时韦君宜正巧从图书馆出来,另外一个女同学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韦君宜便和其他同学一道,悄悄地跑到那位女同学隐藏的地方——清华大学生物馆最高层的花棚子上,让那位女同学坐在那里不动,由她们负责送水送饭,直到天黑。特务们由于没有搜查到,只好扫兴而归。漆黑的夜晚,韦君宜和其他女同学一起,前后簇拥着,把这位女同学送出了清华园,暂回山西老家躲藏起来。

  韦君宜在访惶中坚定了信心,从胆怯中获得了勇气。经过这件事后,她懂得了革命不只是看几本书,发表几篇演说了事,革命要真干,要豁出命来干,提着脑袋干。

  在“一二·九”风暴中摔打

  随着共产党对抗日运动的领导,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此时,抗日救国已经不是少数先进人物的思想和愿望,而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行动了。严酷的现实,使韦君宜迅速地作出抉择——站到广大人民一边,投入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去。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的广泛,她的爱憎感亦愈加分明。她决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舍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她在后来写的《答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文中说:

  ……我读的书更多了一点,我知道了资产阶级是怎样一个

  阶级,知道了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是怎么一回事,知道社会是向怎

  样的方向发展。过去对我那个家庭腐朽生活,例如我的父母哪时

  抽鸦片烟,每天睡到下午一点钟起床,这些事,我过去只是简单

  地讨厌,当初步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我知道了像这种生

  活将来一定得消灭,我应当自觉地离开它,决不跟它一起灭亡,

  应当自觉地为它挖掘坟墓。

  反动派的水龙、大刀,血淋淋的现实,使她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名冲锋陷阵的猛士。她以从未有过的勇敢,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示威,和伙伴们手挽手,肩并肩,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喊出了心灵的最强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她在回忆时写道:“那时候……对敌人对奴才的仇恨,使我们每个人都像狮子,恨不得立即咬死这些坏人。”

  “一二·九”运动过后,各地学联纷纷成立。共产党又提出了“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和农民相识,和农民拉手!”的口号,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南下,向沿铁路的农村居民宣传。每天走一站路,在当地小学校里住宿,这是广大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的开始。韦君宜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自然,那个宣传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效果,那甚至是有点可笑的,那样一群穿着工裤、旗袍、西装、长褂的学生们,跑到农村去告诉农民,日本帝国主义要打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抢夺你们的牛羊了!实际上自己连那里是用牛耕地还是用驴耕地也不知道。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总不能笑。因为我们是带着那样庄严的心情去作那个最重要的开始的。我们的脚走到农村去了,我们的眼看到了没裤子穿的农村孩子,我们的心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改变的必要了!”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韦君宜从一个知识分于家庭出身的小姐彻底地脱胎出来了。从农村回来不久,她成了第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韦君宜的公开身分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实际上主要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被提任为学委干事,妇救会党组成员,奔走于各大学、中学进步学生和组织之间,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到门头沟等工矿、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并创办《北平妇女》等刊物。这时,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因而,虽选修了朱自清的宋词,刘叔雅的庄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常常不去上课。

  当时的学委,既无机关,也无经费,为了开展工作,韦君宜只好以自己早已厌恶的家庭为据点,召开各种会议。一天,北平妇救会的同志们到她家开会,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开会时又显得很秘密,加上家里早就听说过韦君宜在学校不好好上课,到处乱跑,所以这次会议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会议正开得热闹时,母亲让女工几次进去,把韦君宜叫出来,并且提出陪她出去,给她做新大衣。执拗的女儿对母亲的举动非常生气,听完母亲的话,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回去继续参加会议。她当时清楚地知道,在这二者之间,只能有一种选择,不放弃这些优厚的物质生活享受,就得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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