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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容(4)

  1948年春,她与友人王辛迪、曹辛之等共同发起创编《中国新诗》月刊,为了避免向反动当局登记,一直用的是丛刊名义,实际上每月出版。与此同时,还编了一套“森林诗丛”,已出版数册。同年底,《诗刊》、《诗丛》、《星群》和森林出版社,何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毁和查封。

  在文学翻译方面,除了翻译奥地利诗人黑尔克、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及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作品外,还于1947年翻译了《安徒生童话集》(六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和苏联普里希文的中篇童话《太阳的宝库》(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48年翻译出版了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这一时期,她以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出现在四十年代的诗坛上。她关于新诗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她的创作实践中。她主张涛要写得含蓄些,多一些联想;诗应当以鲜活的,形象化的语言去感染读者,而不是用干巴巴的空洞的叫嚷去向读者说教。

  《交响集》共收她的短诗57首,为1946年2月至1947年11月的作品,全部作品反映了新旧时代在诗人内心中的搏斗和交响。从《播种》、《斗士·英雄——悼闻一多先生》、《渡河者》、《过程》、《从灰尘中望出去》、《无泪篇》等诗中,我们不时地感到更加悲壮的气氛,以及新的生命力在诗人心中不断地跳跃和升腾。

  诗人虽然在生活上经历过不少挫折,但她没有消沉,更没有颓废,而是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努力向上、向前,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她自己所说:

  无论在怎样的悲剧中,总还有一条通到希望的路。有希望,

  才有快乐,才有力量。

  我们无时不在希望着像一个蝉虫一样,完全从旧的皮囊中

  蜕化。

  她不满足于现状,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仍然勉励自己。1946年,作家到了陌生的上海以后,面临着露宿街头的困境。后经朋友帮助,总算在一家电影院顶楼上找到了临时住处。为此,她写了散文《迁居》。

  鸟儿有了窠了,流浪人有了家了。

  “窠’和“家”,多么没有出息的名词,多么不上进的意识!翅

  膀不够硬的鸟儿,才需要窠,脚步不够坚定的人才要求家。

  一方面在旧的坟墓里挣扎。一方面在新的土地上茁长。

  诗人真诚地向读者袒露了她的心胸,但声音是委婉、曲析的。读者“煞费思索地跟着她奔驰,有时还使人不能不扫兴地半途而废。”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作品在四十年代引起争论的原因吧!她在《谈我的诗和译诗》一文中写道:“我的诗里面,抒情成分多,纤细,不够有力;但说我的诗完全脱离现实,却不尽然义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是清醒和冷静的。

  从阔别文坛到重新唱歌

  1948年秋,她与蒋天佐一起离开上海,奔赴北方解放区,等辗转到达香港时,航路已经不通,便在九龙的荔枝角村暂住几个月。其间,曾到达德学院参加文艺座谈,到浅水湾凭吊萧红墓。1949年3月来北京,不久,她进入河北老区正定县华北大学分校,同年底到北京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1956年调《译文》杂志(后改为《世界文学》)任组长。1965年又调至《人民文学》编辑部。

  建国以来,由于工作繁忙,文学创作基本中断。直到1978年近30年中,她只发表过两首诗。但工作之余,她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950年至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较多,被该刊聘为特约撰稿人。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译作——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印数达百余万册,该书是作家根据法译本转译的,参照了俄译本及英译本,并由冯至根据德文译本作过校订,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书。1956年该社又出版了她译的苏联波列伏依的短篇集《一把沃土》,1958年出版了她和邹荻帆合译的巴基斯坦诗人伊克巴尔的诗选。此外,她还译过一些零星的诗文,散见于《世界文学》及其他报刊。

  岁月催人老,当她又重新握起那支生锈的笔,放声歌唱时,转眼已是1978年春天了。多年来,她独自带着孩子,并经受着疾病的折磨,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但春天和未来在向她招手,她的心又活了起来。那几年,她写了百余首诗,编选了《陈敬容选集》、《九叶集》(九诗人合集)、《远帆集》和《老去的是时间》等诗集或诗与散文合集。

  她近年来写作的诗,其基调,依然是不知疲倦地对光明和真善美的歌唱,对春天——未来的呼唤。她说:

  诗人的颂歌永远只能唱给真善美,或代表真善美的人和事;

  诗人的指责永远只能针对假恶丑,或代表假恶丑的人和事。

  经过了几十年的磨练,诗人不仅保留了四十年代的创作风格,而且更加淳厚、浓郁。发表在香港《八方》杂志上的抒情诗《致白丁香》便是一篇成功之作。

  白丁香我独爱你明净的

  莹白,有如闪电的思维;

  别问今后还会有多少

  风雨雷电,和无情的秋冬

  带着凋零在后面紧追——

  到来年啊,依旧有东风

  还给你绿叶,还给你飞燕;

  凡是时间从你夺取的,

  另一个春天全都要为你召回。

  陈敬容善于在绚丽、透明的自然情景中,抒写自己的感情和智慧,从外景触发内感,凝练而有力,火爆式的快速反应。

  有了文艺的春天,有了“双百”方针的复苏,才有陈敬容的再生。她在《陈敬容选集》序言中写道:“双百方针在我心中首先唤醒的是诗的精灵。”

  “老去的是时间”,诗人的心是永远不会衰老的。陈敬容生前在创作大量诗歌的同时,还负责《诗刊》的外国诗歌介绍工作,同时担任鲁迅文学院诗歌创作辅导教师,帮助和指导了许多年轻的诗人和翻译工作者。陈敬容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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