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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投身革命生涯的血
新的战斗开始了。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杨沫的心不能平静。沙滩红楼，就像一位历史老人，如今又看见它了，埋在杨沫心头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下子全蹦了出来。走进西山温泉的山光水色，钻人热闹起来的北京小胡同，又把杨沫带回悲苦奋进的少年时代。天地变了，生活变了，可那流逝了的岁月却在杨沫的心中永驻。最初杨沫在《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不久转到北京市妇联担任宣传部长。1950年杨沫生病休养期间，多少年来要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又翻腾起来。闲暇时比激战中更怀念亲人，更流连往事。受玷污自杀的贫苦女儿秀妮，被军阀绞死的方伯务，1933年那照亮前程的除夕之夜，在北戴河徘徊海边的痛苦与绝望，与大学生玄的最后分手，“九·一八”之后群情激昂的学生运动，抗战八年在冀中平原的日日夜夜，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些数不尽的牺牲了和活着的英雄们，都在杨沫的脑海中活跃起来。是时代塑造了杨沫的灵魂，是时代给了杨沫创作的命题。在思想、感情、生活艺术的准备都已完成之后，到了和平环境，杨沫才有条件实现她多年的宿愿。1951年杨沫提笔开始创作长篇，到1952年底写出二十万字的初稿，这时她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把头脑中的形象变成文字是个艰苦的过程。而杨沫又处在病的折磨中。她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改，改了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六七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六年漫长的时日，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三十七万字的《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在此之前《北京日报》曾连载过其中几章。初版的三十五万册《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获得巨大反响，人们争相传看、购买。第二年，杨沫一鼓作气，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崔嵬、谢芳、秦怡、康泰、于洋等著名导演和演员参加了这部影片的制作。《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声望和荣誉。盛名之下的杨沫仍然是那样谦虚、热情、质朴。她吸收了读者的一些意见，用三个月时间，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一章，全书达四十多万字，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激荡了千百万人的心，前后销售达四五百万册，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在日本，从1960年翻译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十二次，出版二十万册，这在日本也是惊人的数字。
这部小说描写北京的爱国青年学生在“九·一八”至“一二·九”的历史风暴里所进行的顽强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几位青年共产党人的形象，刻画了从苦闷访惶到觉醒的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他们的痛苦、欢乐、爱情和战斗，也描写了几个动摇、沉沦以至叛变的社会渣滓。在民族危亡系于一发的历史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走上舞台充分表演。书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但各具特色，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环境，成长道路，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以及爱情生活。爽朗热情、潇洒不羁的卢嘉川常带着狡猾顽皮的微笑；稳健沉着、淳厚质朴的江华更多的是工人气质；“希腊女神”般美丽的林红面对死亡镇定自若。这三位坚定的共产党人具有共产主义战士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风采。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自私平庸的余永泽和戏弄人生、玩世不恭的白莉苹，个性和生活环境截然不同，但都走向沉沦堕落的泥坑。温柔、善良、沉静的王晓燕也走过曲折的路，但终于觉醒投入革命怀抱。而戴愉从共产党里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叛变投敌也有他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过程。还有徐辉、罗大方、许宁、李槐英等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群像，表现了时代的特征和风貌，他们又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影响着主人公林道静。
《青春之歌》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林道静这个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杨沫对她太熟悉，太了解了。在这个形象里有杨沫自己的生活经历，更有杨沫的阅历、思考和典型化。杨沫站在更高的角度细致地写她所热爱的人物，使人物光辉夺目又血肉丰满。林道静纯洁、善良，有时表现得乖僻、执拗、倔强，有时又感情脆弱而缠绵。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爱情的热烈追求都是独有的。她从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者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经历了艰难的历程。要不是空前的民族危亡、激烈的学生运动，要不是党的教诲，要不是她亲身的实践，她也许会走向另一条道路。林道静的不幸、追求、抉择处处扣人心弦，她的方向在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之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在今天的现实中无疑也有她特别的教育意义。
《青春之歌》的写作长达六年时间，但读起来却使人感到流畅、紧凑，好像作者一提笔便没有停顿过，哗哗地一直写下来一般。人们拿起书几乎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杨沫有本事把读者带进《青春之歌》的时代，让读者关心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林道静的命运。爱书中可爱的人，恨书中可恨的人。这是一部热烈、悲壮而深沉细腻的长篇，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这部长篇小说在当时，犹如清新甘露，浸润着千百万读者的心。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文学形象以巨大的磁力吸引过整整一代人。
小说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感到最突出的是语言方面，无论是交待情节、描写人物以及对话等等，语言似乎不耐咀嚼、寻味，缺乏多变的表现力。这可能正如茅盾所分析的：作者的“词汇不够多，句法也缺少变化”的原因。
《青春之歌》问世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在教育、文艺、青年等部门也受到瞩目，各报刊发表过不少赞扬、评论的文章。1959年初，《中国青年》、《文艺报》两家杂志社曾开展了对小说的讨论，许多学校、工厂、共青团组织也掀起了讨论，把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推向高潮。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优秀作品，持相反意见的代表是郭开，他在同年第二期《中国青年》和第四期《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全盘否定《青春之歌》。他认为“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作者给她（林道静）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的乱扣帽子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的严肃批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不仅重新抬头，而且发展到顶点。文化专制主义者把《青春之歌》诬蔑为“反党、反毛主席，为反党分子树碑立传的大毒草”，说“在青年读者中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这部小说遭到全国二百多种小报的批判。五十年代不正确的文学批评，六十年代后期法西斯式的文艺专断，都没能挡住杨沫前进的步伐。她不断总结《青春之歌》的创作体会，写过《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1958年），《谈谈林道静的形象》（1977年）等等。杨沫坚持走自己的路，尽管有时快，有时慢，但她并没有停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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