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白舒荣
一
1933年8月。一个炎热、郁闷、令人窒息的下午。
广州口岸,停泊着一艘待启航的货轮。紧张忙乱的例行检查过后,船缓缓驶出。不知什么时候,从舱底走出一对青年男女,略显不安的神情中,流露出掩盖不住幸福的喜悦。
男的大约二十四五岁,老练洒脱;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学生模样,身材娇小,一对明亮的大眼睛闪着倔强的光芒。
他是作家欧阳山;她,就是草明。
“九·一八”的炮声,把中学生草明从政治上混池、苦闷状态中惊醒。她积极和同学们一起奔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但不久便被军阀陈济棠赶回了教室。这时,有位教师介绍她认识欧阳山,他当时已经写了十四本小说,正创办用广州话写给劳动人民看的小报——《广州文艺》。
欧阳山看了草明的来稿很赞赏,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写法,鼓励她先多写短篇,还说人家莫泊桑就是先写了很多短篇,后来才写的长篇。她也参加了《广州文艺》的工作。他们一些人自编、自卖,十几期后为当局所禁,又马上把刊物更名《新地》继续发行。她常在小报上发表作品,描写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和对命运的反抗。在欧阳山指导下,她写出了一部约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缫丝女工失身记》,连同欧阳山反映流浪汉生活的小说《单眼虎》一起付印出版。为表示她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将“萌”字拆解为“草明”,作了笔名。
她还在何干之组织的秘密读书会里学习社会科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的成立活动。
那是怎样的岁月啊!似绷紧的弦,像欢快的进行曲。要应付功课,又要写稿子、上街售报、读新书……这批进步师生和文化人努力的结果,招致广东统治当局的怀恨,放暑假的时候,得知何干之、欧阳山受到通缉,黑名单上也有她。她和欧阳山正恋爱,把刊物托付给其他同志,二人便搭乘了这艘运生猪和菜的货轮。
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他们终于进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经欧阳山的朋友韩起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适逢左联一次盛会,欢迎以英国马莱爵士和法共古久列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她有幸出席,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有一次,她和鲁迅在一起吃饭,饭后恭敬地递上一枚牙签。鲁迅先生说:“我不需要,全是假牙,也许敌人听后会高兴,以为我老掉牙了,但他们高兴得过早了。”她为先生的幽默和斗争精神深深感动着。
有人冒草明之名,在第三种人的刊物《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赶夜路》。她气愤之余,写了二百字的“声明”,斥骂冒名者的无耻,希望能在《申报》增刊上发表。鲁迅认为此举实为他人做义务宣传,便代为草拟数言,让她附在下次发表的作品后面,既达到目的,又不扩大宣传。这时,她领会到革命先辈的战斗艺术。
1935年,她被国民党逮捕,投入监狱。鲁迅先生在经济上大力援助她,出狱后,又为她介绍医生看病,甚至亲自查看德文诊断书。鲁迅先生对晚辈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使她深受感动。终生难忘。在文学道路上,茅盾也给她不少帮助。
她和欧阳山在上海结婚,二人以卖文为生,生活虽然清苦,却不乏斗争的诗情。她常常参加左联组织的飞行集会,秘密张贴革命标语,在盟员之间、盟员与进步文艺界、与工厂工人、国际友人之间开展丰富而有意义的活动。她也曾先后和沙汀、叶紫、欧阳山、艾芜、杨骚、杨潮等作家,在“小说研究会”就创作上的倾向性、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过热烈的探讨,还曾担任刊物《作品》的编委,参加过“左联”最后一个机关杂志《现实文学》的工作。在上海的岁月,对于她坚定地走上为革命、为人民而创作的道路,是极为重要的时期。
二
1933年10月,在左联《文艺》月刊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倾跌》,这是她正式登上文坛的记录。
《倾跌》,通过描写三个缫丝女工沦落为私娼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外资入侵,我国农村手工业凋敝、破产,农民贫困化的悲惨景象。作家饱含着热情和希望,塑造了倔强、不屈和觉醒中的女工阿屈的形象——这可以说是草明一生致力于塑造工人形象的起步。
继《倾跌》之后,她在《作家》、《文学月刊》、《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又陆续发表短篇小说《没有了牙齿的》、《倦》、《进城日记》、《大涌围的农妇》、《和平的果园》、《阅历》、《我们的教师》、《小玲妹》及小小说《汉澜桥畔》、《魅惑》、《水鬼》、《表兄弟》和中篇小说《绝地》。这时,可以说是她一生创作的第一高峰。
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揭露和诅咒黑暗,从侧面反映工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艺术表现上,她不太追求情节和结构的完整,而是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刻画,长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也长于描写人物心理、形态和景物,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以“我”的闻见为线索,带动情节的发展,发现人生的种种画面,令人感到亲切信服。
她为什么将自己的爱和同情寄予工人、穷人;为什么将自己的仇恨和反抗掷向剥削压迫者呢?除了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革命理论的教育外,显然和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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