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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的人
回到祖国，祖国在燃烧，残酷的战争带来死亡，带来新生。在这烽火与兴亡的时代，陈学昭将面临考验。
在无锡，当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陈学昭急匆匆赶到上海，参加了与鲁迅遗体的告别仪式。这次重重的打击使她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她失掉了最敬爱的长者。
1937年“七七”事变时，她正在南昌。炮火又一次震动了她，生活、孩子、作学问、去法国……再也无暇顾及，只希望献身于战争。什么都可以舍弃，就是不愿意离开神圣的抗战。她从南昌经九江到汉口，在那里找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后来在离涪陵城十多里的乡下住了不久，便前往重庆，在红岩村找到党组织，准备赴延安。这时“国讯”得知这个消息约她写些陕北通讯。历尽辛苦，一家人经过西安进入边区，终于在1938年8月4日来到延安。她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的轻松愉快。”
延安，每天都有不少弃！日求新的热血青年涌向这块光明天地。陈学昭说，她到延安之前，思想没有复杂的争斗过程，饿肚子，跑来跑去的游击战争，牺牲……这些都想过，她就是为寻找这些而来的。她被热情和理想推动着，踏上了这条光明之路。她唱着：
我们像逃犯一样的，
奔向自由的土地，
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
找寻慈母的保护与扶持，
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边区就是我们的家》
陈学昭被分配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参观、访问、学习，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她见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得到他们的关怀与鼓励。11月，动笔写《延安访问记》。
1939年，有一段时间，陈学昭一家人离开延安去重庆，第二年初冬再次回来。这时，男孩子病死，又有了一个小女儿，但夫妻感情愈来愈坏，终于完全破裂。对于离婚，她井不遗憾，只是感到自己太软弱，不识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陈学昭看来，这个婚姻使她错过了两个深爱她的挚友季志仁和蔡伯龄。这是一生最大的错事。从此，她一个人带着女儿过着独身生活。
1942年5月，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认真解剖自己。从以卖文为生的个人奋斗跨入有铁的纪律的战斗生活，思想上完全转过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她总结道：“我回想我从写《我所希望的新妇女》起，到这时正好是二十年了。开始是反对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抗战热情，到延安来找共产党……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感情上，为谁写作，有没有弄清楚呢？我承认，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和启发。我初步总结了过去自己创作的经历，下决心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只有深入生活，创作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泉。”（《天涯归客》）
这是她世界观发生深刻革命的又一步，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知识分子跨入为阶级解放、为工农群众而奋斗的战士的行列，成为真正解放了的人。她在1942年《烦忧》一诗中说：
我们的生命，是为着别人的，
倘使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将失却生命的意义！
无疑，陈学昭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于、革命作家所走的共同道路，但她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却是难以估量的。
这年近冬，她从延安文艺界抗战后援会调到《解放日报》工作，做第四版编辑，与艾思奇、舒群、温济泽、林默涵、白朗、陈企霞等人同事，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边生产、边工作。面对火热的劳动场面，听到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她的心沸腾了，这个敏感、热情、爱思考的人，提笔写下散文《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共产党》、《体验劳动的开始》以及报道劳动模范事迹的通讯，都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
1944年初，陈学昭离开《解放日报》到中央党校四部工作，仍然写散文、通讯，还写诗，有时做点翻译工作。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年10月，陈学昭告别了居住七年的延安，向东北进发。新的旅途，她不再是孤寂悲苦的一个人，是在人民群众中间，在艰苦斗争的火线上。快过陕甘宁边界时，她望着汹涌的黄河水，想到钱塘江、地中海，想到为之奋斗的事业。
行军到张家口、怀来，从承德乘飞机到本溪，再随机关队伍行经抚顺、长春、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又至开鲁进入内蒙古，回张北、张家口，重渡黄河，于1946年11月底又回到延安。一年时间，转了一大圈，吃了多少苦，走了多少路，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广大群众要从受奴役受压迫中彻底解放的信心。在动荡不安的行军途中，每到一处，她总是摊开笔记本，握着笔，拿木板、砖头当桌子椅子，赶写文章。《漫走解放区》就是在行军途中完成的。
在古城延安呆了三个月，又随着队伍开始行军。延安，三进三别！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记叙道：“我在夜色中望着对岸的枣林坪山坡，思绪起伏。这一回离开陕甘宁边区，不大有可能再回来了。我在这里前后呆了近八年，我们国家有很大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也有很大的变化，那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年月呵！我是在这里才开始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我将永远想念着这个地方！”（《天涯归客》）。
几经跋涉之苦，来到北国名城哈尔滨。听从组织分配，她作好出国工作的准备，但由于领导上临时改变计划，没能走成，她决定到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
1949年3月，陈学昭作为东北妇女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开会，7月又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故乡的解放，给她带来无比喜悦，她决定从此“远走低飞、到底层去。”会议一结束，陈学昭便匆忙向住在托儿所的女儿告别。离开北京，离开朋友，离开唯一的女儿，别情依依，若有所失，她感到难以名状的惆怅，但决心已经下定，一辈子面向人民群众，不作空头的文艺家，扎根到实际的生活中去。盛夏，骄阳似火，她匆匆登上南下的列车……
从1938年回国，到解放，陈学昭经历了人生道路的巨大转折，创作也产生了飞跃。一扫过去哀怨、失望的情绪，显露出开朗向上的热情，从表现自我，转向表现劳苦大众和人民革命。无论是描写边区新生活的《延安访问记》，还是记叙从延安到东北路上见闻的《漫走解放区》，或是包括十四个短篇小说的《新柜中缘》，或是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都充分表现出作家这一伟大的飞跃。在极艰苦的岁月，陈学昭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为读者用有形的文字描写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人民的苦难、觉醒和斗争，记录下敌人的罪恶和群众翻身的喜悦。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思想改造、不断觉悟的足迹。她在《漫走解放区》前言里写道：“这十五篇简短的报道，是在我匆忙地走马观花，常常一天一个地方的行程中，给解放区画下的粗糙的轮廓，但虽然是粗糙的，却是真实的。”这时期的作品仍然保持她的风格，叙事写景饱含感情，充满诗意，文笔却走向朴素无华。有些作品，由于在战乱中匆忙写作，文字锤炼不够，结构显得松散。
一个人，一旦将生命交给人民，他将变得无私而无畏。到东北后，陈学昭连续出版过几本书，还有译作，所得稿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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