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写于这一年的夏秋，以上海群众运动为题材，描写的同样是革命与恋爱的故事。前篇女主人公美琳，天真善良，有理想，不满现实，她与作家子彬爱慕并同居，子彬却是个不求进步、关门写作、嘲笑攻击普罗文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革命潮流冲来时，美琳觉醒了，她不满足悠闲、高雅的安乐窝，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抛弃了新式太太的生活，投入工人运动。后一篇的女主人公与美琳恰恰相反，她的名字叫玛丽，是个自私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她不顾一切地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与革命青年望微结合。两人之结合，也是真正互相了解的开始，根本道路的不同使他们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终于互相抛弃。
三部小说都是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识分子为典型，描写他们在大潮流的冲刷下，政治态度、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对立。丁玲热情地塑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形象韦护和望微，尽管他们身上仍然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和气质，这也是真实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表现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的忠诚，这是十分可贵的。
丁玲、胡也频夫妇在创作上很有成就，名声一天天大起来，但生活始终清贫如洗。他们办刊物欠下不少债，为此不得不变卖家具、典当衣物，改换低一等的住房。1930年春天，胡也频为了还债，曾一度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那里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普罗文学，一个多月以后丁玲也赶来。可是不久，山东省当局通缉胡也频，他们又被迫于五月离开山东绕道青岛回上海。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黄浦江穿过历史的峡谷，无声地流着。它在白色恐怖中，从黑夜走向黎明。回到上海后的沸腾生活是令人难忘的。丁玲后来回忆道：“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另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他说‘光明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动的哭了。可是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什么，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胡也频的政治活动日益频繁，党组会有时就在他们家里召开。也频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丁玲记得一个工人来过他们家，像熟人一样，他教她唱《国际歌》。丁玲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
此时，这两个年轻的革命作家，在黑暗中经过一段大胆的探索之后，思想前进了，感情升华了，他们彻底摆脱掉痛苦仿煌的重围，看到人生的曙光，信仰化为明丽的朝霞，照耀着前进的路。
胡也频要去江西苏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他们本打算把婴儿送回湖南，一同前行，但时间来不及，决定也频一人先走。
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开左联执委会。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中午，他没有回来，天黑后，外面刮起风来，他还没有回来。一天，两天过去……丁玲十分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内心痛苦地呼喊着：“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她四处奔波，组织、同志、朋友也在多方营救，但毫无结果。
这一天，2月了日，在龙华牢狱。白天，胡也频给妻子写好了一封信，告诉“年轻的妈妈”，他在牢狱里的生活情况，并表示不会让青春在狱中白白度过，他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坚持写作，要她不要脱离左联，鼓起勇气，担当一时的困难……署名是“年轻的爸爸”。可是到了夜晚，胡也频没有料到，被捕的人们都没有料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黑幕把他们二十三颗充满希望，充满理想的生命裹走了。
2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优秀的左联革命作家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革命者共二十三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
不幸的消息传来，丁玲不能自已地痛哭，疯狂地痛哭起来。她“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悲痛之中，丁玲渐渐意识到，要挺起腰杆，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在危难时刻，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倔强坚定。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更残酷的斗争。
她曾找过党中央领导张闻天，要求到苏区去，但组织上考虑，丁玲负责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适。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进步刊物屡遭查禁，左联书店被封闭，丁玲毅然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
丁玲的工作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鲁迅借回答《北斗》杂志的询问，发表了《答（北斗）杂志社问》，并为《北斗》翻译和撰写过许多文章。瞿秋白写杂文是从给《北斗》写稿开始，井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论文与翻译作品。冯雪峰、阿英、周扬、夏衍以及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发表作品。著名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也是在《北斗》上发表的。《北斗》还积极参加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经常召开读者座谈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从中发现培养了不少文学新入和工农作者。
斗争把丁玲锤炼得更坚强、成熟。她不仅写文章，办刊物，还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
1931年5月，她到光华大学讲演，题目是《我的自白》，6月又去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讲演《死人的意志不在大家身上吗？》。
“九·一八”事变后，她参加了上海反日大同盟的游行示威，还化了装，穿起皮大衣、高跟鞋，为贴标语的同志放哨。她曾一度上前线参加救护慰劳工作。
12月9日，丁玲与文化界夏mian尊、周建人、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二十多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她与楼适夷等人参加中国著作者协会。
2月3日又同鲁迅、茅盾等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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