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儿在病中的呻吟，使何彬忽然想起了许多童年时代的往事——他的慈爱的母亲，家中院里的鲜花，还有天上的繁星，等等。尤其是当何彬本人也病倒了之后，护理他的白衣妇女，使他以为是慈爱的母亲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旁，特别是在何彬的帮助之下恢复了健康的禄儿，也到医院里来看望他，给他留下的那一段话：“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的这一段歌颂母爱的话，深深地震动了何彬的灵魂。这个原来被人认为心肠很冷的人，竟然泪流满面。他不仅接受了禄儿的启示，而且极为诚恳地向这个孩子表示：“我再深深的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句话。小朋友啊！不错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在《超人》中，冰心想用母爱这一个无病不治的药方，来医治象何彬这样的患着忧郁症的青年人。这正如她在《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想用童心这一个无病不治的药方，来医治凌瑜这样的患有厌世症的青年人一样。这是她的善良的愿望，她希望象何彬这样的同时代人，能够从苦闷、悲哀、抑郁、幻灭的精神境界中摆脱出来，重新走上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爱人类的道路。
因为当她自己苦闷、彷徨的时候，她也是用“母爱”这一无病不治的法宝，来医治自己的：
母亲啊！
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①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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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繁星·三三》
②冰心：《繁星·一五九》
然而，冰心为何彬、凌瑜这样的青年找来的医治厌世病的药方，是否就是一剂对症下药的药方呢？
童心，母爱，这两个被冰心崇尚得甚至已经带上点儿神化了的情感，是否就是医治一切精神疾病的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呢？
不管是否如此，反正《超人》发表之后，立刻在知识分子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冰心的《超人》审稿的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达篇小说时，特地用“冬芬”作笔名，在这篇小说的末尾，加了一个《超人·附注》：“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冬芬附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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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1921年4月10日出版。
头脑冷静的茅盾，竟然能被这篇小说感动得流泪，可见冰心笔下的何彬，是如何的典型了。他确实地代表了当时一大批具有如此思想感情的青年知识分子。
象何彬这样的一批青年人，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急骤地觉醒，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认识，投入了乐观救世、改革社会现状的呐喊洪流之中，不久，就在中国特有的现实生活面前，到处碰壁，一直碰得头破血流，因而又急骤地跌入了悲观厌世，甚至是悲观恨世的深渊之中。其中有些痛苦得不能自拔的青年，就走上了与社会决绝，因而决心自杀的道路。翻开当时的报刊，有关这类青年自杀的报导，时有所见。
冰心通过凌瑜、何彬这样的人物反映的，就是这种时代病。
所以，《超人》才能使茅盾感动得下泪。
茅盾在这篇小说发表了十四年之后，在他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再一次地提到了《超人》：“《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第13卷3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在《超人》中间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她把小说题名为《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
在冰心的心中和笔下，大概只有“爱”，才是唯一能够拯救青年灵魂的法宝。题材与《超人》相似的另一篇小说《烦闷》中，那位没有姓名的，以第三人称代表的男主人公“他”，也是一个患了厌世症的青年人。从他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看，简直就是冰心本人经历的再现，他“有生以来，十二年荒凉落寞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无际的海天，听着清晨深夜的喇叭”，“使我独学无友，只得和书籍亲近。更可恨我们那个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学作品，偏偏我又极好他。终日里对着百问不答神秘的‘自然’，替古人感怀忧世”。“他”虽然是个男性，但他表现出来的忧郁和烦闷，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是表现了女性冰心的心境，只不过冰心的抑郁和烦闷，不象“他”的那样强烈，那样极端，那样难以排解罢了。
“他”也象何彬和凌瑜一样，是个患了忧郁症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被一种幻灭的情绪支配着，觉得自己与这个社会实在是格格不入。
他看见一位聪明的同学，就想：“这孩子很聪明，只是总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实用思想又有什么用处，只多些烦恼，不如浑化些好。”
他看见两位同学之间，一会儿坏，一会儿好，内心就生出了这样的感慨：“人生只谋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爱和仇，也只是以此为转移——世间没有真正的是非，人类没有确定的心性。”
他常常起着无名的烦闷，同学们吃饭去，他偏不吃饭去，还想：“到底是吃饭为活着，还是活着为吃饭？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饭么？假如人可以不吃饭，岂不可以少生许多的是非，少犯许多的罪恶么？”
他在烦闷已极的时候，还写了一篇愤世嫉俗的文章，道出了他同时代人的共同的苦闷。这篇文中之文的题目叫做《青年人的危机》，“他”在其中这样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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