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儿命运相似的，是冰心又一篇小说《最后的安息》里的童养媳翠儿，这也是一个生长在城近郊区的农村苦孩子，她的厄运倒不象三儿那样是来自小官僚的迫害，而是来自没有文化的凶恶婆婆的虐待与蹂躏。可怜这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子，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她的婆婆和小叔子们的毒打和烫伤，最后竟被打死了。不过冰心对这个翠儿，抱的主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小说中的另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儿惠姑，家境、性格、为人处世的态度，几乎就是冰心本人的化身，她真诚地同情这个小女伴儿的命运，她劝父亲把翠儿买下来，带到城里去。然而这种同情总带着一点儿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象对三儿那样，同情之中，还带着几分赞美，几分敬意。
在这类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中，发表在1920年5月20日至21日《晨报》上的《还乡》，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它不仅描写了农民生活的疾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因循守旧。
冰心在福州出生，在芝罘和北京长大，从来也没有到过她的祖籍福建省长乐县乡下。但她在《还乡》这篇小说里，却生平第一次地描写了她的故乡，描写了世世代代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她的族人所过的那种极为痛苦的生活，以及他们那种因循守旧，呆头呆脑，不思变革的生活方式。作品描写了一位读过书，到过外国，被人们称为“洋翰林”，年纪轻轻就当了局长的人物以超，被族人请回老家认本家，拜祠堂，以向邻村显威风的故事。
熟悉谢家历史的人都知道，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就是一位读过书，出过国的“洋翰林”，谢葆璋的祖父也象作品中以超的祖父一样，是“因为饥荒”，才“逃到城里去的”。在冰心自己的文字里，也曾提到过她的父亲被族人请回故乡一事，可见这篇小说的人物以超，是以她的父亲作模特儿，而这篇小说叙述的故事和情节，是以她父亲返回故乡祭扫祖坟一事作为构思的依据的。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的产生，来源于谢葆璋口述给女儿的返乡回忆：
我记得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1920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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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我的故乡》
冰心是想借着这个故事，写出我国南方一隅的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连妇女孩童都是终年忙碌，遇见荒年，竟有绝食的时候。至于医药一切，尤其不方便，生死病苦，听之天命，以超十分的可怜他们，眼泪几乎要落了下来。”同时借着这个故事，写出农民们思想上的落后与保守：当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把辫子剪掉（这已是辛亥革命以后了），他们却答以：“割辫子就不好戴笠子了”作遁词，不肯剪；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让自己的子弟们去读书，他们却答以：“我们庄稼人，念书是没有用处的，地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栽些树木，他们又答以：“一位地理先生说过的，栽些树木，便破了风水了”。这些人的生活很苦，生老病死，都听之于天命，但却因循守旧，不思变革。这使对他们的困苦怀着悲愤的同情，而对他们的愚昧又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的以超，十分的矛盾：“小村野地，在那月光之下，显得荒凉不堪。
以超默默的抱膝坐着，回想还乡后这一切的事情，心中十分懊恼，又觉得好笑。一转念又可怜他们，一时百感交集，忽然又想将他的族人，都搬到城里去，忽然又想自己也搬回这村里来，筹划了半天——一会儿又想到国家天下许多的事情。对着这一抔一抔的祖先埋骨的土丘，只觉得心绪潮涌，一直在墓树底下，坐到天明”。
这种令以超又可恨又可怜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恐怕不仅仅是存在于中国的农村，即使是在中国的城市，这种愚昧和保守，也仍旧是普遍地存在着。
在开明的父母亲的薰陶和教育下长大，自己又在中学和大学预科学习了自然科学的知识，本人又曾立志当一名医生的冰心，她在群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仍然处于愚昧的状态，相信迷信、相信占卜的风气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家庭生活之中的时候，却写了一篇歌颂科学、歌颂西医西药、肯定精神因素对于人的生理机能会产生影响的小说《骰子》。
冰心在这篇小说里，借用了一个老太太的病情，从沉重到康复的简单而又简单的故事，说明了相信迷信占卜的坏处；并对那些留着长长的指甲，手上身上都不洁静的中医，提出了含蓄的批评。而对那位懂得科学的规律，懂得治疗生理的疾病，要以治疗精神的郁结一齐下手的西医，表示了赞赏；尤其是对那一个正在接受着新式学校的教育，聪明、懂事的小姑娘雯儿——病老太太的孙女儿，利用奶奶的迷信思想巧施小计，为她治愈了心病的小学生，更是表现出了由衷的喜爱之情。
年轻的冰心，在一两年的短短的时间里，写出了为数不少的小说。十余年之后，她在为自己的全集所写的《自序》里，曾经概述过她写作问题小说前前后后的经过：“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是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作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姐姐》之类”。“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1920—1921）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限》，《问答词》，等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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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全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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