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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北大之父蔡元培

一三七

  于是,蒋介石先主动向军事委员会递交了请求处分的圣文。还致书汪精卫负荆请罪。然后与鲍罗延开始了紧张的讨价还价式的谈判,鲍罗廷似乎过多地看重了蒋介石的作用,对他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他们达成了三条君子协议,鲍罗廷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召回令蒋最反感的三位苏联顾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开除一群更为保守的国民党官员;鲍罗廷同意支持和援助北伐。汪精卫慑于蒋的淫威,主动离粤去了法国。蒋介石终于在这场政治赌博中成了大赢家,他趁国民党左派群龙无首之际,召开了中执委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将自己增补为军委主席。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先推选张静江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再由张提议他出任组织部长,逼迫共产党让出了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以及秘书处的一系列重要职位。毕竟北伐是孙中山留下的遗愿,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继张静江登上中常委主席宝座以后,终于踌躇满志地于7月9日誓师北伐。出师前,他将中常委主席一职交给张静江代理。张静江就这样成了蒋留在大后方的核心人物,张静江指使同乡陈果夫接管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并向各地党部派出一批反共的亲信分子。待部署完这些大事后,又开始关心起他的发迹地上海和浙江。他突然想起了多年的老友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频繁地与他们书信往来,商量起北伐军南下后的各种策应措施。

  难以北上的蔡元培终于又陷入了令他一度厌烦的政治。当时的上海还在孙传芳势力控制之中,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管浙江省政,夏超又推荐蔡元培、马叙伦等人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吴稚晖和李石曾又像影子一样粘住了这位容易受人摆布的老书生。一个秋天的下午,吴稚晖拿着张静江的信来找蔡元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了响应北伐,静江兄已指示褚辅成、许世英、沈钧儒等人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划三省自治运动,抵制孙传芳请来的奉鲁军南下。静江兄想请你出山,代表浙江参加联合会。”

  蔡元培为难地说:“我一介书生,又不懂政治,恐怕难担当此任哟!”

  吴稚晖是位老谋深算的典型政客,与蒋介石和张静江关系又非同一般。他非常羡慕张静江的登龙之术,感叹自己碌碌无为。眼见蒋介石将大功告成,一心想借蔡元培的声望,与李石曾一起,以“四元老”的名义集体登台亮相,为自己在未来的中国政坛谋求一席之地。所以他一见蔡元培无意政治,就急忙鼓动如簧之舌竭力劝说起来。见他沉下脸厉声说道:

  “孑民兄,在这国难之时,我们身为总理信任的老同志,更应该主动担当重任呵!否则,总理在天之灵,也不会瞑目的。”

  蔡元培的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他像突然听到了圣灵的召唤,掂出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回想起这些年在中山先生最困难之时,自己却出力甚微,甚至在南北和议上还干过些糊涂的蠢事,心里便渗出深深的歉意。他是个深明大义的人,眼见一时还难以北上,终于答应老友出来做点事情。

  五省联帅孙传芳虽其貌不扬,待人接物倒像位饱学之士。一副长脸总是笑容满面,但只要一当他打仗杀人时,那一对三角眼却射出两道凶光,显得格外心狠手辣。他为人精明细致,十分敏感。平时手不释卷,对经、史、子、集,涉猎颇多。他当时正处在鼎盛之时,为了装点门面,特地请出江浙一带的知名人士和巨绅张謇、章太炎、丁文江等人做顾问。这位中国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此时正萌发了捧出江苏巨绅张謇当临时总统。由他来控制北京政权的野心。他还特地以出巡为名前往南通拜访,张謇也搭起牌楼表示欢迎。

  蒋介石就是在这时候秘密派张群来杭州与他会谈的。张群也是位谋士,想劝孙传芳顾全大局与蒋合作。没想到对方比他还健谈,一开口就说古论今,能言善辩,见自己一直未能将其说服,张群讥讽地冷笑道:

  “我看大帅不像个军人,倒很像一位政客呢!”

  孙传芳一听这话佛然不悦,不客气地反唇相讥道:

  “我不是政客,还最讨厌政客。我的儿子,也决不会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谈判就这样决裂了,北伐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打败吴佩孚之后,又兵分三路攻入江西和福建。节节败退的孙传芳只好调过头来,亲自前去乞怜于昔日的怨家张作霖。他先派人去天津和济南分别拜见了张作霖和张宗昌,取得了一些谅解。然后化装成一名商人,身着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和两名随从,秘密乘火车直奔天津。当张作霖正在蔡家花园开会时,他突然单刀赴会地出现在奉系的文武大员们面前,边向张作霖行鞠躬礼,边对满座惊疑的众将领抱拳作揖道:“兄弟对不起大帅和诸位,特地前来赔罪!”张作霖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于是,两人又捐嫌修好,当场商议起“讨赤”大计,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他和张宗昌为副司令,并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他坚守上海、南京和浙江防线。

  蔡元培仿佛又回到了辛亥革命的时期,整天为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奔走呼号。时而发表宣言,时而主持集会,时而通电拒绝孙传芳苛征军费,预借漕粮,反对他发行军用券,时而号召三省人民推翻军阀统治,以武力抵制直鲁联军的入侵。这一年冬天的某个下午,心情烦躁的孙传芳,在南京突然看到登有蔡元培攻击他言行的上海报纸,当场下令通缉他和马叙伦归案。孙传芳曾下令禁止妇女穿旗袍和美专师生画模特儿,可是他的老婆却偏偏和他唱对台戏,在去灵隐烧香时大模大样地穿着露出臂膀的旗袍招摇过市。一位记者写文章以嬉笑怒骂的笔法嘲讽他说:

  “照孙大帅的言论,仿佛对上海要进行若干善政,其实一样也没有做到,于是他就和模特过不去。孙大帅曾问上海知县,‘什么叫模特?’这位知县回答得十分干脆,‘就是光屁股的姑娘。’他一听原来如此,犹如五雷劈顶,口叼着雪茄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从此便授权这位知县迫害刘海粟,非要将美专封闭不可。又听说他写过《反三民主义》的书,另行炮制了一套‘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三爱主义’自行吹嘘。笔者特地采访蔡先生请教此事。蔡先生幽默地说,他的‘爱人民’就是主张办事要勒索,要钱财,要吃回扣。何以为证,因为孙传芳说过,‘现在做官的分三种人:要钱而能办事的是好官,只要钱不办事的是坏官,办事不要钱的行不通,不能做官。’马叙伦先生还要尖刻,说孙传芳口头上主张‘爱人民’,又反对当‘人民公仆’。说什么‘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匈搭主人的姨太太。我是不做公仆的,我是民之父母。’可就是这位‘民之父母’,在最近残酷地镇压了上海工人为迎接北伐军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所以我们说孙传芳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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