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他又顾自己在庭院花架下面下起棋来。
只见日本顾问缓缓地落下一枚白子，封住了他的黑子。
段祺瑞一语双关地说：“你这不是让我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呵！”
日本顾问会心地笑道：“执政阁下，记得前清慈禧太后有一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您要明白，您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日本，而是本国的赤色分子！”
几天后，应杭州教育界之邀前往演讲的蔡元培，忽闻老友汤尔和专程来访。他们是在桃红柳绿的杨庄见面的，神情疲惫的汤尔和一进门就感叹地说：
“唉！西湖还是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而北京早已成了恐怖世界。孑民兄，看来您是回不了北大了！”
他说完摸出一份《京报》，指着上面的一条消息《三·一八惨案内幕种种》，说：
“您看，这里刊登了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单。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还有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许寿裳、周氏兄弟和孙伏园，都在段祺瑞的通缉之列呢！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了。”
蔡元培的心一下子惊了，当他看完报纸后，脸色苍白地沉默不语，只觉得胃部又开始隐隐作痛。而北方的局势日趋严峻，开始蔡元培还高兴了一阵子，那位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锺麟，又义无反顾地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没想到这位丧家之犬提前二十分钟得到了消息，仓皇逃入东交民巷的法国银行里。过去他是无论兵败还是失势都不往这里跑的，因为当时的对手都是一丘之貉，躲在家里也安然无恙。这回却不同了，爱国学生自“三·一八”后天天要找他算账，为四十多位死难者报仇。他也自知罪孽深重，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一当国民军被奉、直联军挤出北京，他又溜回家中通电复职，并向张作霖和吴佩孚摇尾乞怜。但吴佩孚宿怨未消，不但下令监视他，还大肆逮捕安福系分子。他又企图转而联奉拒吴，没想到张作霖也不愿睬他了。他这才知道已穷途末路，无奈地发表了一份“退休”的通令。他是4月20日狼狈下台的，当他乘坐张作霖准备的专车路过廊坊时，想起年初徐树铮在此地被国民军拖下车处死的情景，忍不住兔死狐悲，潸然泪下。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从此隐居天津，自号“正道居士”，结束了他漫长的军阀生涯。
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可为革命者的天敌。正当蔡元培和北大师生信函不断，犹豫不决地准备回校时，张作霖又以枪杀邵飘萍，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派兵搜查北大书报处等暴行，最终断了他北上的念头。
邵飘萍是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的，当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时，竟悲痛欲绝地失声哭泣起来。惊得一旁的李平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劝慰才好。蔡元培回想与他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望着被泪水沾湿的当天报纸，语音哽咽地叹息道：
“他们怎能以‘赤化’为名随便杀人呢？眼见一个个有为青年被无端枪杀，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社会还有公道吗？”
其实在《京报》查封前，邵飘萍就闻讯躲进德国医院，后又移往六国饭店。几天下来他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报馆，结果在途中被侦探抓获。北京新闻界立即集会，推选代表十三人去请张学良放人。张学良以他宣传共产为名，一口拒绝。又找民国元老王士珍前去说项，这位少帅仍不买账。邵飘萍是4月26日凌晨一点多提审的，当时就判了死刑。到四时三十分，天还没亮，就将他拉到天桥枪决了。临刑前这位中国新闻界的斗士，身穿长夹袍，青马褂，以浩然之气向刽子手狂笑数声，昂步向前走去。行刑者立即用马枪朝他脑后射击，随着砰然一响他应声倒地。子弹从右眼穿出，一代报界巨擘，终于为正义之声血染京华。
现在看来那位名噪一时的张少帅，当年双手也曾沾满志士的鲜血。他先枪杀了邵飘萍，又逮捕了女共产党员刘清扬，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见自己上了黑名单，也只好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避难。李大钊也领着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搬进了苏联驻华使馆。而刚刚悲愤地写完《记念刘和珍君》的鲁迅先生，终于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生活了十五年的老北京，应林语堂之邀赴厦门任教。
在这虎狼当道之时，蔡元培还有必要北上吗？他真的还能北上吗？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他怅然地送别了去南方投身革命的李平原后，就愤而致电北京政府和教育部，明确表示辞去北大校长，辞去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等一切职务。面对军阀的残暴，他又一次打出不合作主义的旗号进行抗争。虽然北京政府迫于他的声望没有批准这份辞呈，他也依然关心着北大的一切，但是，命运终于将1926年的蔡元培留在了上海。他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风云突变的广州，耳边仿佛传来北伐的炮声……
3
这一年的春天真是充满肃杀之气，北方的“三·一八”惨案血迹未干，南方的“中山舰”事件又接踵而来。蒋介石真是吃了豹子胆，以身家性命和前程下了一次大赌注。
3月18日和19日，蒋介石发现停泊在黄埔大本营的中山舰升火待发，他又接到同一人三次打来电话询问他何时去黄埔？这种可疑的迹象使他忧心忡忡，他当时和广州的三位苏联军事顾问关系非常紧张，他甚至怀疑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阴谋劫持他，会把他弄到海参崴流放。于是，他犹豫之后果断地决定镇压。他在3月20日清晨，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调动大批军警，扣住了这艘军舰，拘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又以“保护”为名，让他的军队解除了苏联顾问住地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总部卫兵的武装，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这一突发事件，既没有征询汪精卫的意见，也没有向苏联顾问预先发出警告，加上他平时树敌过多，所以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刚从东江前线返回广州的周恩来，当天下午就赶到广东造币厂质问蒋介石，说他是破坏国共合作的罪人。而何香凝还要愤怒，冲破重重岗哨找上门要他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还指着他的鼻子说：“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就公然背叛三大政策，你对得起谁呢？”
当然，来自共产党的反抗更为激烈。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和张太雷，立即与苏联军事顾问团商量对策。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对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们必须公开声讨，迎头痛击，削其兵权，将他开除查办。蒋介石这才发现，自己的权力还毕竟有限。在这关键时刻，又是张静江这位大盟兄出来为之解围。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时刻关注着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全身心地帮他出谋划策，扫清夺取最高统治权征途上的各种障碍。就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张静江以党国元老的面目出现，有意和蒋频繁接触，颇受与会代表的尊敬。为了斡旋与汪精卫的矛盾，他还亲自邀请两人带家眷同游黄埔东面的海神庙。这次又关门密谈了几次，为他巧度难关献上了一条条锦囊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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