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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殒落，举世哀恸。
海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空手创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纪伟人。1925年4月12日这天，蔡元培专程从汉堡赶往伦敦，出席驻英中国使馆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并为法国里昂中、法人士举行的追悼大会。寄去了专门赶写的《孙逸仙传略》。孙先生的死，使他又一次陷入了悲哀和迷惘之中。他想到了中国的命运，又开始在十字路口徘徊起来。而蒋梦麟和北大评议会催他回国的信函，也接连不断地追逐而来。蒋梦麟说蔡公一别已快两年，北大同人极盼先生早日回校主政。又说教育总长已换成章士钊，那位您发誓不与合作的彭某人终于下台了，蔡公也该回来看看您的几千弟子了。究竟回不回去呢？他又犹豫不决起来。就在这时候，传来了章士钊禁止学生在国耻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出动军警逮捕学生十八人，打伤多人的消息。又传来鲁迅为了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护校行动，已被这位当年的老友开除出了教育部。紧接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北大全体教职员组织了沪案后援会，与他电函不断。他也拍案而起，愤而写下了《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的长文，并译为英、法、德等国文字，分送西欧各国报刊发表，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当我们怅望1925年的星空，你会欣喜地发现，透过国共两党激昂的论辩声，还有许多自由的星座，用生命在夜空争相辉映，流星般一闪而过。
梁启超和康有为早已成了昨日黄花。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就集中精力教书和写作，满足于与妻子儿女们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远距离地发挥着政治影响。而康有为这块老石头绝非真正如此，他先参与张勋复辟，后又对吴佩孚大献殷勤。为了给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康有为花去了自己一半以上的收入，主要用于和军政首脑进行交流的电报和其他通讯费用。他与当时的头面人物进行的这些旷日持久的商谈交涉，目的就是想把孙中山排除在新政权的基础之外。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也喜欢向世人叫穷。在上海，康有为不得不供养着一个大家庭。包括五个不同年龄的妻妾，六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二个小儿子，十个女佣和奶妈以及三十个男仆。他是一位颇有功底的书画家，可是为了应付这些人的开销，他每月非得有二千元以上的收入不可。为此我们的康圣人也只好出卖自己的墨宝，做点绝版古书和古玩交易。典卖在杭州、青岛和上海的房产，并通过代理人经营江西农村的大量私田。乡下的田产尤其令他头痛，由于农会的煽动和当地土匪的骚扰，不断使他失去了赚取可观利润的机会。他为此喋喋不休地向中外记者们抱怨，要他们证明一点——中国没有从辛亥革命中得到丝毫的进步和好处。
而一些年轻的自由知识分子，却试图摆脱康、梁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含糊不清的思想阴影。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和抱负应该是多元的，他们喜欢把世界历史分为西方的、中国的和印度的三大模式。梁漱溟就举例比较过这三种文明的不同之处，他说假如人的意欲是以屋遮身，而实际面对的又是一间破屋，这时，西方人会推倒破屋而建新屋，中国人会小心翼翼地修茸旧屋，而印度人可能会干脆放弃以屋这身的欲望。他和梁启超一样，根本不相信不同文化的交融会产生出新的文化。他是一位顽固而虔诚的东方文化的守望者，以一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新著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一度狂飚突进的郭沫若，也曾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着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的月华下，重新回到纯洁的孩童时代。
徐志摩一度成为二十年代最走红的风流诗人。他常和一些年轻的文人，在杭州和常州的风景区闲谈、郊游和欢宴。翟秋白也不时放下在上海的工作，赶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他的叔父瞿菊农早已成了徐志摩的好友。虽然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友好地见面了。那还是192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徐志摩刚在西子湖畔吃完午餐，正与一班朋友谈论斐德的《诗论》。他对翟秋白苍白的脸上那种明显的病态感到震惊，一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而年轻的革命家霍秋白也充满担扰地望着这批小布尔乔亚，他认为这些青年朋友完全生活在虚幻的意境里，沉迷于凯瑟琳 ·曼斯菲尔德的感伤小说中，他们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的肤浅说教。这种生活与一个充满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似乎把世界看得如同西湖一样美妙了，他试图唤醒他们，西湖的平静只是虚幻的晨雾，很快就会散去。
泰戈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中国，他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演讲的。在此之前，徐志摩随同一批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寺内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他在一种异样的意境里听到了诗哲的召唤。他终于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赞美诗，作为献给泰戈尔访华的前奏曲。
……
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
迂缓的，漫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
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磅礴在宇宙间——
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
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
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
是故乡吗？是故乡吗？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
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一路讲演。虽然他受到了许多学生的尊敬，也常常应邀出席小型宴会的款待，但是，从一开始他的访问就招来了一些嘲笑和抗议。就在他抵达上海的那一天，现代小说家茅盾在报纸上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欢迎者，千万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所迷惑。这位当年的北大学生激昂地呼吁：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惟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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