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艰难的国运（1924——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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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一度陷入困境的孙中山，在俄国人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一个欲与北京政府相抗争的新政权，正咄咄逼人地崛起在南方大地。
回顾近一年来经受的磨难，南方的国民党人真是感慨万千。所以今天——1月20日的上午，当身心憔悴的孙中山稳步登上“一大”讲台，豪迈地宣布我们这次光荣的大会，开辟了中华民国新纪元时，台下的许多代表，凝视着领袖坚毅的丰采，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会议一共开了十天，其中为列宁的不幸逝世休会了三天。当代表们以雷鸣般的掌声，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时，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鲍罗廷激动地上前与患难与共的孙中山热烈拥抱。
他是三个月前抵达中国的，这位理智而颇具性格魅力的俄国人，今年正好40岁。他和一批俄国军事顾问一到广州，就发现孙中山正陷入了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大元帅府的军力实在不敢恭维，除了孙中山一支近200人的卫队颇具战斗力外，其余多是溃不成军刚从军阀摇身一变的客军。这些占领者一开入广州，就和南方政府一齐向商人和平民竟相征税。在这位俄国人看来，当时的政府有三个层次，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其中以第三个层次最为实在。广州真像位殷实而精悍的富商，它有一个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领导的工作效率相当高的政府。孙科市长当时正好31岁，在一年内就慷慨非常地为大元帅府提供了600多万元的军事给养。孙中山又以大无畏的气魄，截留了本来该由外国人征收的盐务税近300万美元。列强们第一次傻了眼，虽纷纷抗议，却没法阻止这一“私吞”。自大清朝以来，中国的海关一直由英国人管理，然而当孙中山威胁要用武力收回这一主权时，各国的军舰顿时云集黄埔海面，孙中山也正好趁机体面地卷资而去。
可是当要改组国民党，推进国共合作时，鲍罗廷终于遇到了麻烦。苏联政府因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一直想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苏联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要重新获得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另外，两国当时都在争夺外蒙统治权。中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但苏联红军却在那里新扶植起一个蒙古政权。苏联不愿意让中国来控制这一缓冲地带，正因为有这种领土障碍，苏联派往北京的三个使团全部无功而还。可见鲍罗廷来华担负着双重使命，那就是帮助开创共产主义运动，但更希望通过国共合作，让国民党激进化并最终与苏联结盟。看来，苏联领导人很早就打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
鲍罗廷是带着200万卢布的援助来华的，孙中山给了他巨大的信任和权力，请他担任国民党首席顾问，并负责起草新党纲和党章，督促党员重新登记，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而国共合作一开始就遭到党内极右派的顽强反抗，广东省党部的十一位有声望的元老，曾在去年冬天秘密上书孙中山，检举陈独秀实际上是党内文件起草的幕后操纵者，抨击两党合作政策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阴谋，断言陈独秀已把追随者派入党内。他们警告孙中山，用不了五年，陈就会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
孙中山异常气愤地在这份告密信上批示说：“党章和党纲草案，为我请鲍罗延起草，本人亲自审定。原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怎能如此疑神疑鬼？”
他还当面训斥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也许孙中山真是动了气，在“一大”前竟将老资格的张继等人开除出了党外。
“一大”期间的鲍罗廷真是出尽了风头，回想来华前他在英国组建共产党被捕入狱的经历，他打从心里感谢孙中山赐给他的巨大荣耀。这些日子只见他整天西装革履，容光焕发地出席各种招待会，颐指气使地向两党发表各种指示。最满意的还是大会按他意见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宣言和人事安排。在国民党第一届25名中央执行委员、17名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就占了10名，其中有谭平山、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林伯渠、沈定一等，而谭平山和林伯渠还分别担任了组织和农民部长。大会还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常务委员会负责党的日常工作，他们是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
孙中山一直想组建一支忠于他的党军，“一大”后他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在鲍罗廷和廖仲恺的领导下筹办黄埔军校。蒋介石却在关键时候开了小差，他是位性情孤傲的人，在平息陈炯明的叛乱中，因护卫领袖有功，已在党内声望大增。去年8月又率团赴苏联考察，原以为这次党代会上能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孙中山明确叫他不必过问党政大事。他向来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脾气，一怒之下就拂袖去了上海。
他的大盟兄张静江是位老谋深算的政客，见小老弟如此任性大为不安，和戴季陶一密谋，就将他召来开导起来：
“老弟呀，你怎么这般糊涂？当今黄埔军校是我党的一张王牌，你怎会连军者权也都不懂呢？”
蒋介石还在不满地发泄怨气：“孙中山用人不公，我救过他的命，他却不让我过问党事，反而对一帮共产党加官晋爵。我实在不服呀……”
张静江突然沉下那张驴脸，厉声训斥道：“傻老弟，你难道连‘小不忍则乱大谋’都不懂吗？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如再执迷不悟，就等于错失了将来坐掌天下的良机。”
蒋介石这才大梦初醒，连忙向这位“陈其美第二”讨教良策。张静江出生于吴兴南浔一巨富之家，虽自幼延师攻读诗书，但因娇生惯养，功名上一无所成。没法子，只能在他20岁时，由其父出资10万两银元捐了个二道衔，候补浙江实业道。1902年，他又以候补道名义随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赴巴黎任使馆商务随员。就是在赴法途中，他结识了孙中山，以后便多次捐赠巨资支持革命，深得这位领袖的信赖。见他瘦长的脸，舒展出几声冷笑，从衣袖里摸出一封亲笔信函。他像抚摸一件古董似的，抚摸着蒋介石的肩膀，轻声安慰道：
“拿着我的信放心去见孙先生吧！记住，对他的三大政策今后一定要举双手拥护。来日方长哟，万一有什么事，大哥会以孙先生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执委的身份出面帮你的。”
正巧，廖仲恺和胡汉民来信催蒋回广州上任。蒋介石终于踌躇满志地创办起黄埔军校，用苏联政府援助的200万卢布和大批枪炮，培养出了一批自己嫡系的将官。
而孙中山并没有忘记蔡元培这位元老，虽然他对南方政府这些年出力甚微，目前人又在海外，但孙先生还是提名他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并提交大会表决通过。
这件事开始党内也有争议，许多老同志说，凭蔡先生的地位和贡献，要么不提名，要提就得正式提中央监察委员。
孙中山却另有所思地解释道：“蔡元培在北方任务很重大，他对革命的贡献也是常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这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肯定不行。但地位太显著，反而会对他不便，相信他也不会计较这些的。”
说到这，他又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窗外。他有点思念起这位老友了，尽管这些年他因一心鼓吹教育独立，与自己已有些疏远。但凭心而论，他是党在北方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领袖。耳边仿佛响起蒋梦麟那饱含深情的赞叹声：“是真虎，乃有风……”
孙中山的思绪融人了南国湛蓝湛蓝的烟雨，又开始飘向茫茫海天……
我们这位书生意气的教育家，究竟在忙碌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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