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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不合作宣言(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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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蔡元培正在为李四光主持婚礼,胡适就接到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的电话。这大约是一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邵飘萍急切地问:

  “知道今天下午的新闻吗?”

  胡适说不知道呀,邵飘萍感叹了一声说:“‘罗案’又掀起轩然大波了。唉!说来话长,还是明天我邀你和蔡先生、梦麟先生吃午饭,当面谈吧!”

  蔡元培也紧张起来,第二天几个人聚在东华饭店吃饭时,才知道事态已不可收拾了。原来罗文干一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地方检察厅认为受贿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决定不予起诉,于1月11日这天宣布无罪释放。但事情并未了结,先是曹锟手下的直系五省督军通电攻击地方检察厅,要求重新处理。而吴景濂和张伯烈更是大为不满,以阁员同意案要挟新任国务总理张绍曾将罗逮捕送交法院。国务会议讨论此案时,由于缺乏告诉人,实在想不出一个定案有罪的根据来,就在这时,新任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讨好政客们,就献策说可以由国务院代表国家为告诉人,申请地方检察厅对罗案再行侦查。张绍曾对此大加赞赏,于是,指示代理司法总长程克给地方检察厅下了一道命令,又将刚放回家的罗文干逮捕下狱了。

  蔡元培听得犹如五雷劈顶,人又气成了斗鸡眼。见他“呼”地一摔酒杯说:

  “这彭允彝何许人也?为了卖身投靠,竟会不知廉耻到如此地步?”

  邵飘萍不屑地哼了一声,说:“此公为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曾任众议员。后来在湖南谋官未得,由赵恒惕推荐给黎元洪,希望能在内阁谋得一席。黎为了争取湖南支持,以便拉拢西南加强自己地位,就保举他当了教育总长。”

  蔡元培又愤愤然说:“罗文干的再次入狱,可见国会、直系和政府三大黑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作恶的大丑态,彻底暴露无遗了。尤其是彭允彝身为教育总长,不惜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作为换取国会同意他个人阁员票的条件,实在令人作呕哟!我蔡元培决不能与这样一个人格卑污的政客为伍。”

  胡适也气得急火攻心,发出强烈的干咳声。他最近老是咳嗽,医生怀疑他肺里有病,劝他去南方休养一阵子。他想起了几天前的一次宴会,忙提醒蔡元培说:

  “别忘了曹锟派一位姓王的幕爷请客时说的话。先是又捧又拉,说曹三爷对北京教育界很是敬佩呀,很想结交蔡先生这样的名流呀。还透露了他迟早要当总统的心思呢!”

  蔡元培无限惆怅地扫视了众人一眼,终于喟叹一声道:“先拉后打,这是政客们一贯的伎俩,看来我只有先离开北京 辛亥革命时清室为何倒的这样快?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的就去参加革命,和平一点的也陆续离开北京,当时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 所以袁项城一进京,清室就摧枯拉朽地倒 现在又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我想动员国立八校不愿助纣为虐的校长一起辞退而去。自古有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之说,近年来许多丑闻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不一定全是消极,还包含着积极的抗争意义!”

  胡适和蒋梦麟也很激动,也表示愿随蔡先生一起离开北大。但为了对两千学生负责,蔡元培还是执意劝他们留下。当即决定由邵飘萍代起草一份辞呈,大家心情沉重,自然也没心思消受酒菜了。邵飘萍很快写完文稿,分手时,蔡元培还是约胡适乘包车再去家中商议。

  回到蔡府,两人觉得辞呈写得不怎么样,胡适又重写了一份。蔡元培稍作则改,就打电话请汤尔和过来一叙。这位老谋士确实智谋过人,也喜欢帮他拿主意,蔡平时对他几乎言听计从。三人当场议定辞呈改由一人署名,不邀各位校长了。原来胡适还劝蔡先生先留下再看看,但现在汤尔和却煽动他明日就出京,这样政府完全被动了。

  第二天,蔡元培果真悄然离京前往天津。而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他为了抗议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向总统府提出的辞职声明。一场类似“五四”时期声势浩大的学潮,又因新的导火线触发了。北京学界和北大师生很快掀起了“驱彭挽蔡”运动,但军阀政府的态度却明显强硬多了。1月19日下午,为众议员对阁员的投票时间。北京大学等校的数千名学生前往象坊桥的众议院请愿,他们手执“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的小旗子,在队伍前举着一杆大旗,上书“警告国会”四个大字。可是,当队伍游行到众议院门口时,吴景濂竟指使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当场受伤者二百余人。当学生队伍被驱散后,多数议员居然投了彭的同意票。

  众议院门前的大流血事件,顿时引起全国学界的愤怒。当1月24日参议员投票的这天下午。北大等四十二校学生五千余人,又在天安门前隆重集会,前往参议院请愿。要求该院否决众议院对彭的同意案。没想到参议院不但不予接受,又当场通过了同意案。彭允彝得到国会和军阀的庇护,更加死皮赖脸地不肯下台了,还公开扬言道:“我既然经国会通过,总统任命,安能为一校长反对,就随便离去呢?”他正式出任教育总长后,就签署了一项厉行整顿学风,严禁学生活动的命令。反动势力就这样占了上风,蔡元培愤激不可言状,终于拍案而起,在《晨报》上发表了名震一时的《蔡元培之不合作宣言》。

  李大钊正陪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双方谈得很融洽,正在起草一份《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准备发表。那天他和陈独秀在租界的西餐馆吃饭,话题很自然地谈到蔡的辞职和那份不合作宣言。陈独秀刚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回国,他是从北京回上海的,印象中那隆冬季节里灰蒙蒙的天空,与冰天雪地中的西伯利亚并没有两样。而且北京那种于冷的寒气和腐败的政治空气搅在一起,使人更感沉闷和烦躁。

  陈独秀一讲起蔡元培就直摇头,见他不满地说:“老蔡这种消极的辞职方法,已用过几次了,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那份宣言,老蔡总想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太幼稚,也太空想了。革命事业必须建设在民众运动积极的力量上,而不能像他那样只盯着学者官吏而看不见民众,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我准备在《向导》周报发表一篇评论,你可以先看看。”

  李大钊接过文稿,看着这篇言辞过火的《评蔡校长宣言》,心里实在很矛盾。作为党在北方的领袖,他正秘密地布置张国焘组织京汉铁路大罢工,将反政府的学潮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一场腥风血雨的暴动和搏杀即将拉开帷幕。但身为北大教授和受蔡信赖的挚友,他又比常人更理解和敬仰蔡先生的人格力量。他一见蔡离京出走的声明,就扼腕叹息,急着给胡适打电话问:“这是谁出的馊主意?要知道蔡先生从此将回不来北大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啊!”

  他自然不同意陈独秀对蔡的过激指责,仲甫总是改不了说过头话的脾气。他在文中攻击蔡元培这样做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这是何等的罪大恶极!还呼吁说我们要像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

  李大钊沉稳的国字脸终于溢出了不平之气,他目光炯炯地回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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