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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深深的总统官邪，在午后的斜阳下散发出淡淡的腐朽味。黎元洪正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客厅里苦等着吴佩孚。按约定时间早过了一个多时辰，身材矮胖的吴景濂终于不满地嘀咕起来：
“子玉兄的架子也太大了，是他叫我来这儿开茶会，自己却迟迟不露面，唉！……”
黎元洪却始终像尊好脾气的菩萨，耐心地赔着笑：“不急，再等等……”
吴佩孚终于在侍卫的吆喝声中大摇大摆地走进客厅。这位秀才中等个头，长得倒是眉目清秀，举止英武有力。见他沉着脸朝屋子中间一站，一股逼人的气势便威风凛凛地让吴景濂不寒而栗。他目光如炬地朝参谋白坚武瞟去一眼，对方忙从公文包里摸出一份密函恭敬地递了过来。
吴佩孚笑着对黎元洪说：“大总统，我们的‘好人内阁’也该登台亮相了，我拟了一份名单，想请二位过目一下。”
吴景濂顿时来了精神，对吴佩孚的组阁计划他早有耳闻，一直得不到证实。见黎元洪低头审阅起来，慌忙将脑袋凑上前去。
黎元洪不置可否地淡然一笑，挺知趣地摸了一把油亮的下巴：
“就按子玉兄的安排办吧！”
他早已得到密报，自己这次复出全仰仗吴佩孚恩赐。曹锟为了当总统，已猴急得恨不能明天就将他轰下台。既然只是个可怜的过渡人物，又何必管这帮丘八大帅们的闲事呢。
吴景濂却看得目瞪口呆，差点没背过气去。这份名单对他犹如催命的鬼符，十分不利。尤其是国务总理王宠惠，财政总长罗文干和教育总长汤尔和，三个人既精明强悍，又与自己不和，背后还站着最蔑视他这位议长的蔡元培、梁启超和胡适。还有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思洪，又都是吴佩孚的心腹。而外交总长顾维钧和司法总长徐谦，也全是一帮独往独来桀骛不驯的书呆子。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正想发表见解，见吴佩孚冷笑着斜睨着自己，又胆怯地将话头咽了下去。情急中他灵机一动说：
“不知曹三爷意下如何？”
吴佩孚听他拿曹锟压自己，不禁愠怒起来。直奉之战后吴佩孚势力大振，加上曹锟这人耳皮子最软，经不住手下人挑拨，直系内部已有“津保”派和“洛阳”派相争之说。
吴佩孚狞笑着逼近一步说：“我最关心的是阁下意见如何？”
吴景濂顿时吓得直冒虚汗，忙不迭声地表示附和。吴佩孚终于像头怪枭毛骨悚然地狞笑起来：
“要想和平统一天下，总得拉几个有名望的好人摆着收揽人心。还望二位理解兄弟的一番苦心呵！”
没几天，国会一表决，黎元洪一任命，吴佩孚苦心拼凑的“好人内阁”终于粉墨登台了。
新内阁果然不负重望，汤尔和这位北京医专校长一出任教育总长，就按蔡元培的旨意，从罗文干手里硬是弄来一笔钱。当时北大的教职员工，已五个月没发薪水了。蔡元培一出面，教育部就先拨给北大两个月的工资。这真好似久旱逢雨，“北大派”一下来了劲，蔡元培和胡适、丁文江等努力会成员，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频繁地邀请新内阁成员出席各种社交茶会，纵议天下大事，商量改良政治的策略。
这真是一个令知识界难忘的秋天，在强权政治的铁幕下，全国学制会议在京隆重召开，国务总理王宠惠到会表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态。他说本届政府将制定和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将民国以来推行的新学制系统地作一番整理，还打算以法令形式正式在中小学推广白话文。在这次会议上，汤尔和组织蔡元培等学界名流反复讨论了这份方案，后来公布后时称壬戌学制。
蔡元培乘势加快了北大改革的步伐，当然由此也引发了一场“讲义费风波”，这件事居然成了本年度北京学界的特大新闻。先是学校因经费紧缺决定向学生征收讲义费，北大教授朱希祖、沈兼士和沈士通等人闻讯后联名发函向蔡校长建议，希望将所收费用全部拨给图书馆作扩充图书之用。蔡元培自然高兴，一口答应，但部分穷学生不高兴了。本来上课前一进教室讲义随便拿，不但不花钱，还可以做人情送给校外的同学。现在一收费，尤其对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偷听生，自然更是雪上加霜了。当时的北大学生中怪人挺多，有个叫冯省三的就跳出来带头闹事了。他振臂一呼，先召集起一帮弟兄，见他涨红着脸说：
“同学们！什么是‘五四’运动后的叫‘北大精神’？那就是争自由，反专制啊，现在学校当局已成了奴隶主，我们要坚决抵制校方的经济压迫！”
那是个秋阳高照的下午，蒋梦麟正好在会计室，耳边突然传来气势汹汹的抗议声，推门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天知道从哪儿冒出黑压压一片暴乱分子。一个个面目狰狞，逼着他这位总务长立即表态，他好言相慰也罢据理力争也好，全不顶用。人群中又传来一声叫嚷声：“找蔡校长去，他正在红楼！”人流又蜂拥而去，蒋梦麟一看要出事，也惊慌地紧跟在后面。
蔡元培正好在文科教员休息室，与周氏兄弟和钱玄同闲聊。随着《新青年》的解体，彼此间的联系少了精神纽带，各人都忙起了自己的事，见面机会明显少了。而变化最大的还是钱玄同，这位当年激昂的精神斗士，曾一度扬言要取消中国文字，如今却退隐书斋，重新皈依太炎先生的衣钵，潜心钻研起文字学来。这钱玄同上课好生了得，常在黑板上写一手唐人抄经体，有小学癖，喜卖弄古字，往往一个字会摇头晃脑地扯上半天山海经。尽管对学生一律不阅卷，但因小学家名声鹊起，应聘兼课的大红帖子还是比别人多。忙得他整日夹着黑皮包，乘包车在京城学府间乱跑。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公的那股疯劲仍丝毫未变，一开口常呛得旁人哭笑不得。鲁迅最近就有所不悦，每次见面，总觉得对方在奚落自己。钱玄同十几岁结婚，又生有三子，一开口动不动先炫耀那三位公子，最爱说钱三强如何聪明云云，搞得鲁迅心里便有点失落。最近又说大公子在闹恋爱了，正好被鲁迅抓住把柄狠狠讽刺了一通，说这也许是钱家的遗传吧？还有，钱玄同只比他小六岁，却老是咒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好死了。还说自己最怕累死在讲台上，所以才不阅卷。鲁迅对此也很反感，嘲讽地问，如按你的观点呆在家里就不会死啦？可查查历史，死在讲台上的竟比家里少得多。
蔡元培还是比别人更关心周氏兄弟，见鲁迅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便想起那枚佩戴在师生胸前由他亲手设计的校徽，方正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窃笑：
“豫才，你那篇《阿Q正传》可是让正人君子们好生不悦呵！作者巴人是谁？阿Q是谁？人们一见面就战战兢兢地猜疑，总觉得触及了自己或熟人的隐私而变得颇不开心越来。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是你的手笔啊！哈哈哈！”
钱玄同也插科打诨地说：“前几天就在这休息室里，居然有人说文章是《晨报》主笔蒲伯英写来讽刺胡适的。‘巴’是巴蜀，蒲伯英正好是四川人。而胡适有一个笔名叫‘QV’，阿Q正好使用了第一个字母。何况序的末尾还特地提到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呢？”
鲁迅苦笑着吸口烟，淡淡地说：“我总是不讨好，也改不了这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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