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钦文说，这沙滩一带是天下最理想最自由的学习区域。先说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而且茶水、电灯、佣人，一切在内。而北大的吃又是最自由的，你看门口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店去、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可以吃到两菜一汤。普通客饭一荤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分钱足够了。馅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当然最经济的还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四厘，六分四厘撑得饱饱了。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上汉花园那小食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矮凳上啃大饼，自然更省钱。当然最贵的还是这学士居，菜确实好，我们穷学生却不敢光临。好在这楼上壁间挂着“胡适之贺”的对联，你们看，上写“学问文章，举世皆推北大棒；调和烹饪，沙滩都说学士‘成！’”有胡博士做广告，确实又吸引了不少人。
许钦文又说，最痛快的还是求师。北大的校门真无愧“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最妙的是所有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信仰学术是天下的公物，决不会小家气的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像我们不但大胆地偷听，听完了还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而且他一定会很实在的带回去，挺虚心的看上一遍也许二遍，到第二堂课时还给你，告诉一通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榆扬。蔡先生，你可听说北大有“凶”“松”“空”三部曲吗？这也是在“拉丁区”流传的笑话。说北大投考时“凶”，入校后“松”，毕业后“空”、什么意思呢，如和清华比、门门功课北大学生肯定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那种既多又怪的大人物，那种自由竞争的学术空气，却是天下任何学校都赶不上的。所以这“空”字实际上是一种调侃，像“五四”时期北大一下子就冒出了这许多大主角、大英雄就是佐证。
许钦文还说，蔡先生、蒋先生，北大千万别再停课了。我是靠几个小稿费来维持生计的，有课好听，有学问好做，再苦心里也是暖洋洋的。否则。又何苦泡在这里消磨生命呢？
许钦文还想唠叨着说下去，马叙伦却举起了酒杯：“别说了，蔡先生，我全听懂了。唉！这一年多来，为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幸荒费了无数学子的无价光阴，这是我们很抱歉、很惭愧的。今天这顿饭该我老马付账了，来，喝酒！喝酒啊！……”
7
10月6日夜里，胡适接到一个叫顾名君的电话。他是从上海打来的，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了。胡适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对方说罪名还是年初查封《新青年》时的老话——宣传过激主义。
胡适急着给蔡元培家里打电话，想请他向法国领事馆求救。电话里，胡适这位人权斗士忍不住用安徽土话骂了一句：
“法国人真不要脸！”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陈被捕的消息。蔡元培越想越对法国人愤怒，便把胡适和李大钊叫来了。胡适说事情发生在10月4日下午，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见来者不善刚想从后门溜走，发现已有人把守在那里。不一会儿来了两辆汽车，把陈独秀和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全捕去了，还搜去了许多《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
到巡捕房后，陈独秀灵机一动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信口报了假姓名。没想到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时也被捕了。这位姓褚的一见陈独秀就拉开嗓门说：
“仲甫啊！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
这一下陈独秀终于暴露了。待巡捕房查清邵、褚两人身份后，当即放人。公堂审问时，巡捕房硬说包等四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坦然相告：“有事我负责，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在陪我太太打牌，所以一切和客人无关。”
蔡元培沉着脸说：“这件事我已和朋友商量好了，主张不和法国领事馆交涉，因为现在的领事馆很守旧。我准备与你们联名给上海的法国领事发一个电报，希望这位开通的领事能设法放人。”
说完，他摸出一份拟好的电文。两人看得连声叫好，非常钦佩蔡先生的胆识和气魄。
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为中世纪封建郡主国惯用之手段，非民主自由的法兰西共和国所为。陈先生为中国思想界明星，磊磊光明，一生倡导科学和民主，望能尽快设法开脱为盼。
李大钊刚接到李达的电话，要各地党组织派人去上海营救陈独秀。还说已请孙中山打电报给那位开明的领事了，马林也请了法国律师巴和先生承办这个案子。但形势非常严峻，陈独秀从牢房里带出消息，说家里有马林给他的密情，万一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的刑。他这次打算为主义而坐牢了，谁害怕不愿干也可以退党。
蔡元培对营救陈独秀非常热心，电报拍出后又亲自给法国领事打电话，为这位老朋友说情。半个月后，法庭终于了结了这个案子。判决书上说：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五人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也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天和李达请马林吃饭时感叹地说：
“这次共产国际、孙中山和蔡元培，算是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患了一次大难。我是不会忘记的。”
他和马林心平气和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从此，陈独秀算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11月间，这位党的总书记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起到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发展党员骨干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超过二千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张国焘已担任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蔡和森、李立三也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央局批准为中共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工作。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起舞。李大钊约罗章龙、刘仁静在红楼密谈，决定正式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公开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掩护党在北京的地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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