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笑着对二弟说：“现在陈、胡二位把我们看成一盘香菜呢。”
就在本年初，周作人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这个新生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
而孙伏园主编的《晨报》第七版，也同时由鲁迅命名为《晨报副刊》，带有一定的独立性，首开了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先河。
三家报刊同时向他约稿，鲁迅也只能在这中间搞些平衡。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病榻上的二弟：
“我们今后的作品，每月看来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有不均之消。”
周作人笑着回了一封便笺，说：“有时被友情拽得苦，兄长为了应付，也就不能不动用一点师爷式的‘世故’了吧？”
其实鲁迅也知道，搞平衡是平衡不了的。胡适果然又来了信，推荐世界丛书社出版周氏兄弟的小说集。
3
正当蔡元培忍着丧偶的悲痛，孤寂地在欧洲大陆考察教育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护法运动失败后隐居上海的孙中山，终于发愤完成了他的煌煌巨著《建国方略》。并于20年秋天乘“中国号”邮船重返广州，组建了新的军政府。陈炯明已完全控制住广东的局面，为了尽快成立一个正式政府与北京的军阀政府抗衡，孙中山电邀外地议员参加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参议院议长林森的主持下，国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告成立正式政府，并选举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是5月5日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的，他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南麓，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军政府属下的八个部改为五个部。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并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催促他即日引退，以谢国人。
而那位刚和张静江、戴季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了点横财的蒋介石，也开始在南方崭露头角。陈其美死后，他又投靠了老谋深算的大财阀张静江。并由张引荐担任了陈炯明的顾问和战略幕僚，还与孙中山的第一军事助手许崇智结为拜把弟兄。陈炯明根本不信任蒋介石，他正在为新生的南方政府与陆荣廷征战。而蒋介石也看出了陈将来必背叛孙中山，多次建议孙先生先除掉他。孙中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性情孤傲的蒋介石，只能怏怏地返回上海窥探时机。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却凭借十月革命的炮声，开始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当我们缅怀近一个世纪的苦难与血泪，仰望苍穹，仰望那些闪烁着星辉的不朽灵魂，最耀眼的还是陈独秀那种横空出世，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傲。
陈独秀去广州的目的就是办教育和建党。他一到后就让创办《广东群报》的北大学生陈公博、谭平山跟随左右，在寓所门口贴出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他的本意是想借南海蓝天的白云，看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立马去找陈炯明摊牌，提出了应聘的三个条件。
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总计为357万元（不合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215万元，社会教育费90万元，特别费（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52万元。
三、政府的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必须相一致。
没想到这些有点漫天要价的条件居然被孙中山和陈炯明批准了。当时的陈炯明还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陈独秀历来办事果断激进，他抓住机遇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育院。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夜校。在他的预算表里最显眼的是宣讲员养成所要30万元的经费。而一所省立中学的预算才3万元，一所专科学校也只有10万元。
陈炯明审核时不解地问：“这究竟是什么学校呀，要花那么多钱？”
陈独秀挺牛气地点燃烟，坦然相告：“是一所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可以为将来造就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
陈炯明知道这老兄的脾气，犹豫片刻，还是提起朱笔画了一个红圈圈。
陈独秀的“看云楼”很快成了激进派的聚散之地。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参加集会，演讲，撰写了大量政论文，抨击封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他来之前的广州曾是无政府主义的天下，他指示陈公博和谭平山建立了中共广东支部，无政府主义就跳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
最好笑的是当时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广州传播革命，北京的黄凌霜很快将人地两疏的俄国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七个中国人清一色是无政府主义者。不久，俄国人在广州还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他们。陈独秀来了后，情况马上就变了过来。他先找俄国人说明了真相，又傲气十足地把这些年轻人找来教训了一顿，说：
“你们必须放弃原来的观点，我才会同意你们加入共产党。”
他那种目空一切的霸气还真的震住了这帮人，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就和俄国人分道扬镳了。于是他们又和封建顽固派联手攻击陈独秀野心专横，造了许多谣言，阴谋掀起“驱陈”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致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一本正经地问陈独秀：
“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
陈独秀也只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的儿子还有资格这样做，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六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来到上海。这位荷兰人刚到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又派遣尼科尔斯基来接替维金斯基工作。他们来上海之前都先在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希望能在中国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完全同意这一建议，因他正和马叙伦等人率领“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天天在总统府门口请愿，便派邓中夏陪同前来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下，当时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就发信给陈独秀和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参加“一大”，决定正式在七月建党。
当时上海方面在去信前曾派包惠僧去广州，要陈独秀回沪主持党的工作。陈独秀接信后表示不能回沪，因为他还兼着大学预科校长职务，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呢。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去出席会议。
到了七月中旬，北京的李大钊也来不了了。持续三个多月的索薪运动终于和政府对抗起来。6月3日这天，北京国立八校校长及全体教职员和冒雨赶来的千余名学生齐集新华门请愿。北京政府不但拒而不见，还指使军警用枪柄刺刀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被打得不能行动，北大教授马叙伦和沈士远浑身血痕，头破额裂，惨不忍睹。李大钊也被军警击倒在地，不省人事。昏迷醒来后，他不顾头部刺伤流血，仍面对凶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议演说。李大钊不能脑袋包着纱布前来开会，接到通知后，就派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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