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沉思着瞥了一眼周作人和周建人，淡淡地说：“尽管我尊重守常和仲甫的气魄，但对中国的政治革命却很迷惘。我心中总是拂不散十年前那场革命的阴影，拂不散当日本人刺杀中国人时，我们的国民却拥在边上看热闹的印象。我始终要怀疑，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多看几眼。‘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一点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我惟一能做的事还是用笔来揭露这吃人的社会，来揭示国民灵魂的病根，并尽量翻译些弱小民族的作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我从来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黑暗，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得不迁就有武力的军阀和政客。而要依靠这些人搞政治革命，中国只会更加黑暗和倒退。”
蔡元培赞同地点了下头，这就是鲁迅的性格，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深刻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的目光透过窗外，落在鲁迅手栽的两株丁香上。对了，豫才是喜欢丁香的。他的心里总是郁结着一种丁香般难以排解的惆怅。
3
早春二月的一个傍晚，朝阳门内驶来一辆骡车。管城门的警察，见车内是位病人，车把上坐着位河北口音的账房先生，便挥挥手放行了。骡车乘着暮霭的遮掩，朝天津方向疾驶而去。
当骡车驶出一段路程后，那位头戴毡帽，穿着油迹斑斑棉袄的病人，按捺不住地大笑起来：
“守常，我们脱险了！”
前面那位携带账本，好似年关前下乡收账的生意人，果然是李大钊。见他一把脱下礼帽，也回转身吁了口长气：
“仲甫，刚才我真捏了一把汗呢！”
事情还得从陈独秀说起。前不久，他应章士钊之邀，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趟上海。不料中途又因胡适介绍去汉口演讲，没想到报纸将他到武汉的过激活动公布了出来。他是受监控之人，立即惊动了北京警察厅。当时吴炳湘已经下台，警察厅决定在他回京时逮捕他，罪名是违反了保释戒约。
陈独秀是2月7日从武汉大智门乘车回京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下车后径直回了家，结果遇上了一位警察。警察盘查了几句，就慌里慌张地走了。陈独秀越想越不对劲，和高君曼一商量，赶紧离开了家。他出门后先上了胡适处，见那里人杂，又掉头跑到李大钊家里。
一进门，李大钊和高一涵就惊叫起来：
“啊呀，你可来了！没有回家吧？”
李大钊上前接过他手上的小皮箱，转身关上了门。
原来他俩见风声不妙，又得知他今日回京，早派人去车站等候了。结果人多没有接上，正在着急呢。
李大钊很担心陈独秀的处境，沉着脸说：
“仲甫，北京呆不下去了。既然陈炯明想请你筹备西南大学，还是去南方吧。”
陈独秀想起了那个獐头鼠目的警察，也心有余悸地说：
“看来不走也得走了，但乘火车和汽车肯定是自投罗网。”
李大钊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果断地说：“这样吧，咱们化妆一下，我送你去天津，你从那乘船去上海。”
两人先赶到北大教授、李大钊的老乡王星拱家精心化装起来。陈独秀园坐了几月牢，正闹胃病，加上旅途疲劳及刚才那场惊吓，脸色苍白，胡髭拉茬，极像个病人。就干脆套上一件王家厨师的脏衣服，戴上顶旧毡帽，装起病来。而李大钊扮什么好呢？王星拱想了半天，突然一拍脑袋笑了起来。
“有了！稍等片刻。”
他转身出了门，不一会就捧来了几册账本和店家的红纸片儿，喜滋滋地说：
“守常就做个账房先生吧！”
待化装完毕，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骡车慢悠悠地在路上晃荡着，因为兴奋，陈独秀正点燃一支烟吸着。
李大钊瞥了他一眼，觉得此次分离，也不知何时再能见面。上车时他就想利用这次机会好好交流一下看法，这也是他亲自送陈独秀离京的一个原因。在中国要搞苏俄式的革命，像陈独秀这样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是少不了的。见他兴致很好，李大钊便不失时机地开了口：
“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陈独秀吸了一口烟，陷入了沉思。他虽然是个老革命党人，但骨子里从不愿攀附别人，包括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所以李大钊一提出建党，他就想起去年年底在《〈新青年〉宣言》中说的话，他曾说过：“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可是今天，他却挺爽快地说：“好啊！守常，我以前可是反对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要在那时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
“哦，现在怎么变了呢？”李大钊想多听听他的意见。
“没有变。因为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
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
“好！”李大钊绷紧的心终于释然落地，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守常，听说你搞了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向蔡先生要房子。今天你又想建党，他不会害怕吧？”
“不！他一口答应给我们拨房子。在我看来，他是把它当作进步的学术研究团体对待了。嗨！如果共产党真能在北大诞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还真多亏了蔡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呢。要不我和你，还有谭平山、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包括毛泽东，怎会聚在一起大谈特谈布尔什维克主义呢？如果没有北大这个舞台和思想阵地，要在中国建党恐怕会以另外的样子推迟许多年呢。”
陈独秀也感叹地点点头，说：“真是无心栽柳柳成行哩！记得有一次我和老蔡谈起十月革命，他说列宁什么都好，但把沙皇的家庭全部杀掉太不人道了。我嘲讽说，你当年不也一样主张暗杀，秘密研制炸药吗？如果炸弹在皇宫里爆炸，妃子和太监们不也随慈禧一起升天了吗？其实我当时对苏俄滥杀贵族也有偏见。怪不得老蔡，他毕竟是个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了。最好笑的还是适之，他不懂主义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目前还产生不了自由竟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的时候，人民最需要的是‘共产’这两个字，这才是最让旧世界害怕的重磅炸弹。”
李大钊欣喜地望着陈独秀，觉得他的思想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着在南北分头筹划建党的大事，直到拂晓。
到天津后，李大钊安排他住在租界的一家客栈里，又忙着去码头买船票。还给在上海的许德珩和张国焘拍了电报，叫他俩帮陈独秀找房子。临别时，李大钊深情地望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说：
“一切都安排妥帖了，你尽管放心地在船上睡觉吧！”
陈独秀感动地握紧他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呀！”
他觉得李大钊的目光是那样温和慈祥，虽然比他年少十岁，却透出一种兄长般的慈爱之情。这使他难以忘怀，自长兄去世后，他已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之情了。
“你也早点回京吧！”
“不！天津有几位朋友约我晚上去见一个苏俄同志，我正在设法和共产国际联系呢！”
李大钊说话时压低了声音，警惕地看了眼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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