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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鲁迅先生此刻已乔迁于八道湾的新居里。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他一直忙于两件事，找房子和举家迁移北京。绍兴新台门的祖宅已卖给朱朗仙家，需在阴历年底前全部交付。于是他年初就开始四处奔波寻觅合适的住房，直至八月中旬才买定八道湾十一号罗氏住宅一所。又开始招工备料，紧张地张罗修缮事宜，一直忙到十一月下旬。然后亲自赶去绍兴，接来了母亲、三弟及眷属。周作人与羽大信子去年八月早就来了北京，以母亲为核心的周氏三兄弟一家，经过多年的骨肉分离，终于在这桃花源里开始了其乐融融的团聚生活。
下午，周作人上完课，便邀蔡元培乘一辆包车来到了八道湾。周宅顿时热闹起来，先由鲁迅陪着参观新居。哈！院子的空地真大，简直好开运动会了。在鲁迅的居室外间，蔡元培碰见了比鲁迅大三岁的朱安。朱安显得很局促，低着头退了下去。蔡元培仿佛听见了鲁迅平时的叹息，说这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觉得她有点尼姑相，也在心里为这失败的婚姻哀叹了一声。蔡元培在桌子前坐了下来，发现鲁迅所垫的褥子，是一条很薄很薄旧得已经发硬的老棉花套。盖的棉被也是一条很单薄的小被子，房间里又不生火炉，如何抵挡冬天的寒冷呢？早就听说他一直过着僧侣般的禁欲生活，从不穿棉裤，也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床睡觉，今天总算证实了。蔡元培的脸上溢出一丝悲哀，鲁迅却浑然不觉，又高兴地陪他去见鲁老太太。老太太见当年的蔡总长到了，一口一声恩公，颤巍巍地召唤下人上茶和让座。蔡元培的眼睛突然模糊起来，仿佛看见当年自己翰林及第时，绍兴的一位老翰林，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却从打着“汝南周”灯笼的深宅大院里，因科举案锒铛入狱了。这位老翰林也是位大好佬，酒后因乡人请求，竟糊涂地带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去贿赂那位最终送他下地狱的主考官。唉！豫才也许是过早地感受了家庭和社会的世态炎凉，才养成今日乖戾的性格。
屋里的气氛很快被家宴的欢闹冲淡了。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田信子端上了几样绍兴风味莱：笋干炖老鸭，霉干菜炯肉，还有青鱼干、糟鸡等。这笋干还是用小竹笋腌的，筷子般细。大家尝了一口，纷纷说鲜。周氏三兄弟在一旁作陪，况且又喝了几杯地道的绍兴花雕，蔡元培的兴致很快就上来了。
他醉眼矇眬地打趣道：“中国文坛有了你们周氏兄弟，就永远不会寂寞了。豫才的小说好，启明的散文佳。豫才不仅文章好，考证也好。你的《古小说钩沉》让国文系的马幼渔主任都眼红了，一定要我聘你来讲中国小说史。怎么样，能给我者蔡一个面子吗？”
鲁迅含笑举起酒杯，与蔡元培对饮了一口，算是答应了聘约。见他无奈地说：
“看来为了稻粮谋，我也只得重返令人一度讨厌的教坛了。”
一年多以来，政府一直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在傅岳囗代理教育总长期间，他自己也曾加入部里自发组织的索薪团，带了面包和水，到财政部包围总长李思浩。那结果是一场骗局，长官签发的支票和应许的诺言，全都不能兑现，从此对索薪也就冷淡多了。但现在整个大家庭都来了北京，统管经济的信子又爱花钱，靠他和启明的薪水自然入不敷出，有时还被弄得相当窘迫，他不得不考虑出门兼课了。
周作人谈起了正热闹一时的“新村”运动。他于去年夏天去日本接回了家眷，在日期间最大的收获，是对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的访问。
周作人说：“我进了新村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那里人人劳动，各取所需，新村的空气中，便充满了人类之爱，实在令人陶醉。我回国后写了《访日本新村记》，提出了新村的理想，就是真正人的生活的理想。这跟我‘人的文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蔡元培顿时来了兴趣。他对工读互助团的出现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先是在元旦发表了《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一文，又在一月中旬应邀在少年中国学会作了题为《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的演讲。还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捐款赞助这一新生事物，陈独秀虽刚出监狱，却一下捐了三十大洋。鲁迅对此却很冷淡，说这事注定办不下去。周作人坚持说一定办得下去，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有这么多好处，为何办不下去呢？现在连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都在群起仿效了。还有，那位湖南的毛泽东，来京后参观了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打算回去也搞“改造湖甫联盟”的计划，也想发起一个类似的组织呢。
蔡元培见兄弟俩各执所见，气氛寡淡了，忙含笑前来解围道：
“中国的出路在改造，改造的出路在教育，中国的教育是穷教育，所以前年我搞校役夜班，最近北大学生会发起平民夜校，启明又和王光祈等人办工读互助团，都反映了大家为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所作的可贵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的。豫才，这次回京后我抽空看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现了同一期你的随笔和《药》，觉得守常是把你当作主义派了。而《每周评论》上胡适和守常的论战我也拜读了，看样子《新青年》营垒已有思想分歧。唉！二十年代的中国，各种主义和思潮都将登台亮相。思想文化界，又将面临一次新的大浪淘沙！豫才，我觉得守常和仲甫已明显苏俄化，他们是想发动政治革命了。而玄同、半农、尹默还在搞学术革命，适之也开始高谈政治了，但着力点还在文学和学术上。豫才、启明，从本意上讲我不想看到《新青年》同人内江，散伙，不知你们有何高见呢？”
周氏兄弟对视一笑，鲁迅呷了一口酒说：“在‘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中，我是不反对过激主义的。”
他又点燃了烟，低头抽了起来。记得在李大钊编的那期“专号”里，他曾热情地赞美过十月革命，在杂感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而那篇小说《药》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个孤独的精神的战士，为着民众战斗，却在死后被愚昧者喝了他的血。《药》写得有些王婆式的鬼气，他在铺纸蘸墨时，总感到有老熟人秋瑾的亡灵在脑中回旋，屋外又有那棵曾吊死过人的大槐树，连鲁迅自己也感到文中弥漫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他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的，他预感到对方会感兴趣。果然，李大钊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到了革命者的悲哀、国民的愚昧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视《药》为主义派，当即将文章收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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