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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北大之父蔡元培

八九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什么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李大钊一回京就看见了胡适的文章,尽管他以温和忠厚著称,但觉得对方公开冲着他而来,心里真有点生气了。正好这天张国焘和邓中夏来他家,李大钊就提高嗓门说:

  “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呀?”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笑话,嘴巴就咧开了。胡适在北大被称为最好的教书匠,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讲的比写得更好。偶尔说瘾大发,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了。有一回他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孔说”、“孟说”,越说越来瘾,最后当发表自己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惹出了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

  张国焘却扬言要亲自上胡适家辩论,说让他也看看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锋芒。

  李大钊宽厚地摆摆手,说:“胡先生是主张学术讨论的,在北大平时只有我爱谈点主义,还是由我来迎接挑战吧!”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每周评论》发表那天,胡适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饭,旁边坐着傅斯年和罗家伦。八月的天气格外闷热,胡适读完后眉头紧锁,半日不语。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守常是有些误会了,尽管他的语气比那位蓝志先客气。蓝志先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文胆,也是北大同事。他见了胡适的文章后,抢在李大钊之前就写了一篇《问题和主义》。蓝志先算是读懂了胡适的用意,完全帮着安福系抨击他,言辞比李大钊激烈多了。胡适是讲究民主的,照样亲手编发了这篇文章。

  傅斯年从李大钊的文章里闻到了火药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荡的君子,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适先生,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面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傅斯年也觉得李大钊误会了胡适,他完全把胡适当成对手了,一发而不可收地批评起来。

  杜威者头对这场论战倒是挺感兴趣。他来中国已有些日子,作为一位哲人,自然有过人的见解。见他幽默地耸了耸肩膀,笑着对胡适说:

  “胡先生这回要四面受敌了,因为你的文章既没有想清楚,更没有讲清楚。”

  胡适终于沮丧地低垂下脑袋,说:“唉!谁让我们正好生活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呢?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尽管我们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但外来的观念和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冲击而来。目前的中国,阶级对抗也实在太激烈了。所以‘革命’这个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里,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来的传教士,是来宣传西化理论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我相信不会比他们差。”

  傅斯年赞同地点了下头,与罗家伦轻声交谈起来。他俩知道胡先生确实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其实他和李大钊一样,也是非常虔诚地思索着中国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那睿智的目光终于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世界,寻找本民族的出路?为什么叫面对呢?对中国人来说,面对不言而喻包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他们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十九世纪维新变法以来,就一直笼罩在绝对专制,险象环生,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启超,勇敢地发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呼吁。今天我发现你们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国到底往哪里走?李大钊先生提倡苏俄的阶级战争,陈独秀先生向往法兰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适先生更看重欧美的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树立了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程。而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却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明知政治行动充满风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地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太尖锐太刺耳,尽管他们的姿态有时太过于形式化,但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拥有一种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风险,甚至会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民族的精华和希望。他们使我又思考起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出路除了西化、苏化这两条路之外,还有第三条路吗?讲到这里,我非常欣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他是试图沟通中西,寻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胡适先生注重文化建设,提倡多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从长远讲都是值得称道的。只是在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务虚不务实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理睬他微弱的声音。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你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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