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什么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李大钊一回京就看见了胡适的文章，尽管他以温和忠厚著称，但觉得对方公开冲着他而来，心里真有点生气了。正好这天张国焘和邓中夏来他家，李大钊就提高嗓门说：
“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呀？”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笑话，嘴巴就咧开了。胡适在北大被称为最好的教书匠，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讲的比写得更好。偶尔说瘾大发，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了。有一回他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孔说”、“孟说”，越说越来瘾，最后当发表自己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惹出了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
张国焘却扬言要亲自上胡适家辩论，说让他也看看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锋芒。
李大钊宽厚地摆摆手，说：“胡先生是主张学术讨论的，在北大平时只有我爱谈点主义，还是由我来迎接挑战吧！”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每周评论》发表那天，胡适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饭，旁边坐着傅斯年和罗家伦。八月的天气格外闷热，胡适读完后眉头紧锁，半日不语。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守常是有些误会了，尽管他的语气比那位蓝志先客气。蓝志先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文胆，也是北大同事。他见了胡适的文章后，抢在李大钊之前就写了一篇《问题和主义》。蓝志先算是读懂了胡适的用意，完全帮着安福系抨击他，言辞比李大钊激烈多了。胡适是讲究民主的，照样亲手编发了这篇文章。
傅斯年从李大钊的文章里闻到了火药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荡的君子，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适先生，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面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傅斯年也觉得李大钊误会了胡适，他完全把胡适当成对手了，一发而不可收地批评起来。
杜威者头对这场论战倒是挺感兴趣。他来中国已有些日子，作为一位哲人，自然有过人的见解。见他幽默地耸了耸肩膀，笑着对胡适说：
“胡先生这回要四面受敌了，因为你的文章既没有想清楚，更没有讲清楚。”
胡适终于沮丧地低垂下脑袋，说：“唉！谁让我们正好生活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呢？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尽管我们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但外来的观念和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冲击而来。目前的中国，阶级对抗也实在太激烈了。所以‘革命’这个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里，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来的传教士，是来宣传西化理论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我相信不会比他们差。”
傅斯年赞同地点了下头，与罗家伦轻声交谈起来。他俩知道胡先生确实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其实他和李大钊一样，也是非常虔诚地思索着中国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那睿智的目光终于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世界，寻找本民族的出路？为什么叫面对呢？对中国人来说，面对不言而喻包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他们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十九世纪维新变法以来，就一直笼罩在绝对专制，险象环生，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启超，勇敢地发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呼吁。今天我发现你们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国到底往哪里走？李大钊先生提倡苏俄的阶级战争，陈独秀先生向往法兰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适先生更看重欧美的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树立了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程。而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却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明知政治行动充满风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地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太尖锐太刺耳，尽管他们的姿态有时太过于形式化，但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拥有一种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风险，甚至会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民族的精华和希望。他们使我又思考起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出路除了西化、苏化这两条路之外，还有第三条路吗？讲到这里，我非常欣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他是试图沟通中西，寻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胡适先生注重文化建设，提倡多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从长远讲都是值得称道的。只是在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务虚不务实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理睬他微弱的声音。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你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呀！”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