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由李大钊主持，他沉稳地扫视了一眼众人，说：
“北京学联提出了四项交涉条件，一是切实挽留蔡校长，二是教育总长不予更动，三是准许学生自由集会，四是惩办曹、章等人。我估计政府不会轻易答应，学联也作出了于5月19日北京学界全体总罢课的决定。仲甫先生认为，现在已不仅仅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蔡斗争’了，北京的市民已开始觉醒，于5月12日召开了十余万人的国民大会。现在的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如何因势利导，他有一套很成熟的看法，我们欢迎他作指导。”
陈独秀气势逼人地站了起来，挥动了一下有力的手臂，大声地说：
“蔡校长的毅然出走，使刚平息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掀起了滔天巨浪。现在北京学界流传着一句口号，‘罢不罢，看北大’！而北大如何行动，就看在坐诸位了。我今天刚为《每周评论》写完下一期的稿子，题目叫《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大家记得我在年初时，曾提出了科学和民主这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国内国外都面临着一个强盗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怎么办？我们必须实行民族自卫主义！万万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成了下等无血动物。我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国民彻底觉悟的惟一途径，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等待少数垄断政权人的觉悟。记住，公理是不会自己发挥的。是要靠强力来拥护的。德、俄两国的皇帝，都是我们平民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现在已成了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敌人所压。中国的政治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有发动平民征服政府。也就是说，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阶级——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些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我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是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见。所以我今天要明确告诉你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两条对策。那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李大钊的眼角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张国焘和许德珩、邓中夏欣喜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纷纷表示拥护。
邓中夏激动地说：“待学界总罢课一开始，我们就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还有十人团、国货维持会等深入大街小巷，向民众宣传先生的思想主张！”
张国焘双目熠熠放彩地站起来，痛快淋漓地说：“蔡先生提倡劳工神圣，陈先生干脆明确地宣布：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我看下一步学生运动的重点，就是发动全国的劳工团体，罢工、罢市、罢课、罢教，一直罢到军阀政府倒台为止。”
罗家伦有点胆怯了，面色苍白地问傅斯年：
“是不是要……暴……动……了？”
他这几天为了想探听些虚实，曾征得傅的同意，去安福俱乐部听过几次演讲。没想到被北大学生看见了，一传开来自然很狼狈了。
傅斯年也开始迷惑起来，胡适终于不满地站了出来：
“我不主张将学生运动引向极端的政治行动。这样做不但你自己很危险，北大也将成为学生监狱了。”
陈独秀终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现实。在北大，以他为首的文人集团和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在关键时候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政治态度。
他开始气愤地回敬了胡适一句，说：“我现在是脑筋惨痛至极，极盼望政府能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见他生气了，胡适便找个理由想先走一步。他还有许多正事要办，杜威夫妇马上就要来京讲演。他精心安排的这场学术活动，眼看将在罢课声中泡汤了。
陈独秀还不肯放过他，还在大声地教训他说：“适之我要正告你一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处。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类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胡适气愤地摔门而出，在心里咒了一句：“让你的荒诞文明观见鬼去吧！”
但是他回家后想想还是不踏实，就约沈尹默一起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
学潮惟公来可以收拾，群望公来。
北大果然成了关押学生的临时监狱。
令人难忘的5月18日，北京各校的五千多名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来到北大三院，哀悼一位为国事忧愤而死的爱国志士。他就是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郭钦光曾奋勇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激于当局滥捕学生之举，回校后胃部愤然大痛，呕血盈斗，竟卧床不起。临危之际，仍以国事为念，每每呕血不止，长叹不息，最后以一声“不复青岛宁死”告别人世，终年才24岁。那天乌云密布，群情激奋，追悼大会成了又一次反政府行动的动员大会。第二天，全市学生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课。这次活动组织的很严密，北京大学仍承担起领导骨干的责任。尽管北京政府先点名限令北大三日内首先开课，但北大学生就是置之不理。以后政府又连续两次下令三日内复课，学生仍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卖国贼不罢免，罢课要求不满足，决不复课。在北大的影响下，又冒出了“北京女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学联并肩行动。并模仿北大组成了许多演讲团四处宣讲，她们的行动口号也是：“罢不罢，看北大！”
快临近月底时，各种谣传又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听说段祺瑞已像一头被刺痛的野兽，狂怒不已。他亲自去慰问了三位卖国贼，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一怒之下，先撤换了镇压学生不力的李长泰，换上了有“屠夫”恶名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还警告钱能训，再不平息学潮，将换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学生们已得知政府在酝酿镇压阴谋了，局势突然严峻了起来。
但北京学联仍不为所动，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均是北大学生领袖，已完全接受了陈独秀的行动理论。他们勇敢地在5月28日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界震惊的决定——
凡罢课各校同学，自明天起均将行李书籍等收拾整齐，
只要政府一声解散令下，就全体出校另谋救国生路。
钱能训傻眼了，徐世昌也束手无策了。但是迫于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淫威，他们终于下了镇压的决心。徐世昌先在6月1日连下两令，一是继续往曹、章、陆脸上贴金，明令必须挽留。一是威胁各校复课，否则就要出动警力查办云云。
面对军阀政府的凶残，本来已经束装等待解散的学生决心以更大的反抗来回答强权的挑衅。北京学联又一次秘密开会，而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三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运史永远震撼不已的大胆决定——
自6月3日起，各校大举出动，示威讲演。凡参加的学生要把胸膛挺得更高，声音放得更大，要在通衢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讲。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演讲。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三万五千人全体被捕为止，即使鞭笞杀戮亦情甘共受。
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啊！当他们一行人走出北大时，都为刚才自己那种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流下了感慨的热泪。他们想象着明天将面对的枪口和马蹄，都觉得生死离别的时辰已经逼近。张国焘悲壮地提议去学士居喝酒饯别，大家顿时豪气满怀地击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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