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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北大之父蔡元培

七二

  毛泽东深思熟虑地说:“我对我的祖国还了解得不够,我决心立足于土生土长的这片土地,把精力花在探求各种救国真理上。蔡先生!我在北大勤工俭学的半年里,思想和眼界都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我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参与了筹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认识了许多师长和进步学生。北大给我的精神财富,真是终生难忘呵!这次回湖南,我就打算用北大学会的方法,先创办一份刊物。就叫它《湘江评论》吧!有可能,我还想尝试办一所平民的自修大学。”

  他因急于赶去理科聆听李大钊的演讲,只能匆匆地与这位困难时收留了他,又给他无穷精神力量的长者告别。当他沿杨柳依依的小路走出很远时,突然又回转了头。呵!慈祥的蔡先生仍站在原地凝视着自己。他感动地举起手掌,泪水模糊了眼帘。

  李大钊像是专门为他送行似的,赶在今天为新闻和哲学两个研究会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当他走进理科第16教室时,教室里早挤满了人,台上传来了一个浑厚而有力的声音。他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心,又被那个饱含魅力的声音带到一个崭新的理想世界里。工农夺取政权,当家作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在中国还是想都不敢想的梦幻,而在邻国却已变成了事实。尼古拉二世被拖上了绞刑架,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终于在巴黎和会上率先宣告,结束沙俄时代在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知识界,为此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好感。

  李大钊其实只长他四岁,但正是这位亦师亦友的人成了他最初的思想导师。在图书馆的半年里,他们常在空余时一起畅谈,多数是对方倾听自己讲述对社会,对人生和对学术的见解,并帮助解答一个个疑难问题。而每次交谈总是十分投机,都会有新的论题和新的收获。记得在一个难忘的冬日,谈话从下午延续到晚上,两人都忘记了吃饭。毛泽东第一次向他的先生畅谈了自己的身世,剖白了心路历程——

  他说,他是一个在湖南闭塞的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虽然家境小康,但自幼劳动,亲眼目睹了农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以及长沙饥民暴动惨败的现实,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反叛思想。经过与父亲的斗争,直到十六岁才得以读完私塾。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师命难违,竟也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书是描写杀富济贫的《水浒传》。以后又立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誓言,抗拒了父亲安排的经商之路,先到湘乡读了半年“洋学”,开始接受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又来到长沙继续求学,武昌起义后立即剪去辫子,投笔从戎,当了半年湖南新军。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生性洒脱不羁,不愿受刻板的课堂规矩束缚,半年后退学,又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二十岁那年,考取了湖南第一师范,认识了杨昌济、徐特立等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但他仍然是个具有反叛性格的“特殊学生”,学习以自修和选修社会科学为主,对自然科学一点不感兴趣。前期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曾手抄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但他更喜欢参加社会活动,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被大家誉为“时事通”。他还创办过工人夜校,热心为失学工友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时,他带领同学们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以双关语谑称他为“毛奇”。他还喜欢漫游,搞社会调查。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的方式,不费一文钱,与好友周游了洞庭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创办了新民学会,在日记中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誓言。

  记得李大钊当时就很震惊他的胆魄和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称赞他是湖南学生中的杰出领袖,已经具备了干大事业的良好素质。

  师生分手的时间终于到了。当他随李大钊走进办公室时,李大钊意味深长地捧出早已备好的三本书,作为临别时的赠礼。

  他激动地将手在长衫上擦了一下,接了过来。见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共产党宣言》节译本,还有一本是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

  感情丰富的毛泽东顿时激情澎湃,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望着这位思想导师,感激地说:

  “在北大我有两大收获,一是认识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先生,并通过您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二是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才干。这对我将来的人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

  当他走出北大红楼,即将离开这新文化运动的腹地时,天上飘来迷濛的细雨。他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潜在的诗人气质,使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大舞台。走向一条职业革命家的崎岖之路。他再一次取消了出洋的打算,情急急地想赶回湖南,去实现自己的许多非常实际的构想。

  8

  当巴黎和会正进入艰苦的幕后外交和拉锯战时,北京学界却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林、蔡大战”。起因当然还是那位老朽林琴南,他又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那篇《致蔡鹤卿太史书》。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大直接进攻。而这份由安福系政客操纵的报纸,在登出林氏公开信同时,又加刊一则《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现状》的报道。说北大自从蔡元培当头后,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称他们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攻击新派的主张怪诞不经,无异于洪水猛兽云云。

  历史决定了蔡元培必须无法回避地走向前台公开应战。

  自上午开始,校长室里的来访者就络绎不绝。有同情的,有愤懑的,也有打圆场安慰几句的。直到学士居的小伙计,送来几样素菜时,耳根边才清静下来。他有些累了,拿出锡制酒壶,想独自喝上几盅。正在这时,陈独秀又领着钱玄同和刘半农闯了进来。

  陈独秀橹起衣袖,手指着他的两位哼哈二将,袒露出一种草莽之气:

  “蔡先生,想不到那位老朽还敢叫板。这事你不要管了,由我们几位帮你做掉他!”

  刘半农也跃跃欲试,又想玩一回“双簧戏”过把瘾似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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