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算在第一卷五号上，发表我的文章。我们想说明的观点是，近年来守旧派其实既不知国故的性质，又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罢了。”
傅斯年沉思着补充道：“我在文章后面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二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像胡先生说的，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
胡适觉得这也是摆在他和陈独秀这些新文化倡导者面前的课题。学生的文章观点不错，但对整理国故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认为整理国故也没多大益处，他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有用无用’的狭隘功利层面。他又想到李大钊那两篇大谈主义的文章，觉得这和林琴南一伙的叫骂一样无力，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们利用。他这一年多来，一直想用疑古的精神，开创一种学术革命的新思潮。但是，对这新思潮的意义和全部内容，他也正在苦苦思索。今天，两位学生的话启发了他的灵感。对！应从再造文明的高度来重新认识整理国故这个口号。他的嘴角漾出了一丝自信，又开始向两位虔诚的学生，滔滔不绝地布起道来：
“我们谈整理国故，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哼！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那位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却说出了一句真实的大昏话。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的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所以正因为要搞清楚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我们才提出了必须用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花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我主张首先要有一种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态度，因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功绩都是一样伟大的。所以我殷切地希望你们，下一步要把整理国故当作我们学术革命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作我们对于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真正地与封建守旧派拉开本质的区别。至于这新思潮的意义和内容，受二位启发，我今天终于想明白了。那就是这样四句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傅斯年连忙摸出笔记本，记了下来。他感叹地凝视着胡适说：
“胡先生真是伟大，我们每次向您请教，都仿佛呼吸了一次新鲜的空气呵！”
正在这时，门口出现了李大钊的身影。他是来叫胡适去他办公室开会的，说《新青年》同仁都已到齐了。
胡适知道又是为了那篇无聊的小说，苦笑一声道：
“不过目前还没人有闲功夫来听我说话。但我预言不要多少年，我的观点将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
会议室的气氛真有点剑拔弩张了，胡适见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神色严峻，好像如临大敌似的，便朝温和的周作人笑了笑，挨着他和沈尹默、高一涵坐了下来。
陈独秀见胡适到了，脸色铁青地宣布开会：
“自创办《新青年》以来，本人总算第一次见到了有点像样的挑衅。如何反击？大家说说！”
他把征询的目光先投向胡适，见这位小老弟无所谓地耸耸肩膀，脸色便有点愠怒起来。
李大钊首先响应，一改平日沉稳的语调说：
“我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评论》发表一篇《新旧思潮之激战》，再将《荆生》加按语作为导读。痛斥旧派心怀鬼祟，不敢光明磊落站出来较量的恶劣行径。哼！旧派就是旧，连与人论争都找不出新办法。文的只有隐在背后没妇骂街，武的也只有捧出伟丈夫，想用暴力镇压新思潮。可是今日之中国已不完全是他们天下了，相信社会自有公论。”
刘半农怒气冲冲地将一张《神州日报》塞给钱玄同，说：
“这以记者通信名义造谣的张鸰子，不就是那位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中国旧剧观》的张厚载？记得我们多次劝过适之，现在好了，你为他担保，执意要发他的文章。然而人家并不感恩图报，照样给林琴南做内应，照样骂你‘狄莫’，甚至还骂得更刻薄呢。这难道就是你与旧势力妥协周旋的报应吗？”
钱玄同本来一肚子怨气没处发，这下也干脆先往胡适头上泼来。见他站起身子教训道：
“这张厚载的造谣文章本来不足以污我《新青年》，但我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今天我却有点不以为然了。你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们周旋了。我再正告一句，你如再和他们周旋，我声明退出《新青年》！也声明与你从此绝交！”
胡适真正地尴尬了，他惊愕地瞪大了求援的眼睛。怎么回事呀，自己已被人骂成可怜的“狄莫”，内部又开起声讨会来了。不过他内心已隐隐不安，甚至有些胆怯。就在前几天，他还将张厚载的《生活独立》一文，硬塞进了《新潮》。文章一出来，他的处境可想而知了。
沈尹默的脸色已有些紧张，他因害怕陈独秀，只是小声地提醒高一涵：
“看来我们一反击，他们就会请出徐树铮搞‘文字狱’，后果不堪设想呐！”
周作人嘲讽地反问了一句，虽然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害怕了？还没骂到你呢！”
会议决定各自准备声讨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同时发表。周作人也为他的兄长认领了一篇杂文，他知道这位师爷气十足的兄长，对这类围剿国粹派的活儿是从不拒绝的。
钱玄同住在琉璃厂西北园的北京高师教职员宿舍里。他当时也同时在这两所大学教点书，故有不少轶闻。他的太太徐夫人，长年生病，当然是旧礼教下成立的婚姻。但他尽力医治，每天在外上完课，必须先赶回家省视后再出门。故老友中间便流传起“无事三十里”的成语，言其在北京城内来回路途之辛劳。他向来不在外拈花惹草，有人劝他纳妾，他却一口拒绝道：
“《新青年技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
就在前天下午吧，他和刘半农又去了补树书屋。一去就生了根，聊到周氏兄弟请客去广和居吃炸肉丸子，还喝得酩酊大醉方才罢休。
那天夜里，钱玄同就大谈了一通自己的婚姻观，弄得周豫才也触景生情，好生感叹，心里酸酸的。他是这样解释“三纲”的：
“‘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直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大呼解放，就是要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千万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不想让反对派找到口实，如果凭借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运动还有何信用告白于天下？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也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他们边喝酒边谈天，谈到林琴南的小说，谈到《国故》月刊，谈到刘师培和黄侃正在加紧筹备的《国粹学报》。豫才见他和仲甫还有蔡先生，对刘师培的国学颇有好感，甚为恼火。他不呼其名，而称之为“侦心探龙”，还说这是当年他做端方探子时就取好的尊称。还借着酒兴宣称，要全方位进击，打倒国粹派。可不，今天他刚进家门，还未和三位公子亲热一番，就收到了老兄来信。听说他又写小说了，《孔乙己》已快写完，又打算写一篇《药》。可信中的火药味却比小说要浓多了，令钱玄同看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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