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久闻“傅大炮”的名声，今天总算掂出了一点分量。说实话，他非常喜欢这批有独立见解的进步学生。他们几乎囊括了北大当时的风云人物。像在座的除傅斯年以外，还有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李小峰、谭平山、俞平伯、冯友兰、毛子水、朱自清、何思源、高君宇等。对这份创刊号，不仅受不释手，还真有点惊叹文章中洋溢着的锐气呢。他又有点激动起来，因为他从这些青春勃发的脸上，看到了北大和中国的希望。他用一种真诚而感人的语调，说出了心中的见解：
“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说说真心话。首先应该祝贺你们，《新潮》的创刊号办得比我预料的要好。一是好在有锐气，这期杂志为什么畅销呢？因为你们敢于以欧洲文艺复兴相标榜，与《新青年》相呼应，大胆地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二是好在敢革新，文章以白话新体为主，而且全部使用新式标点。今天我接到一位杭州师范学生施存统的电报，说他们也想模仿办《浙江新潮》了。关于德、赛二位先生，这是我苦苦探求救亡图存出路悟出的真谛。今天我郑重宣布，我陈仲甫将为此奋斗终生，而且至死不改初衷！”
他以凌厉的气势拍案而起，显示出一种大人物的霸气。全场为之欢呼鼓掌。
傅斯年突然想起一件趣闻，去年哲学系师生合影，陈独秀挨着梁漱溟坐时放肆地叉开左腿。当照片出来送给他时，他却全然不知地摇摇头，说出一句令人发笑的话：
“相片很清楚，只是梁先生的右脚伸出褂外太多了嘛！”
接下去是自由提问，罗家伦先潇洒地站起来请教：
“陈先生！自从机械征服了距离以来，我国已托生在现代的国群里，哪能不急起直追呢？所以我以为中国的出路——现代化。请问科学和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
陈独秀对这位爱出风头的学生却不怎么顺眼，听钱玄同说。他为了沾点上流社会的关系，还曾偷偷去过安福系的俱乐部。
他又沉下脸瞪了对方一眼：
“没有科学和民主，哪有现代化？真是脱裤子放屁！”
下面响起善意的嘲笑，罗家伦一点不在乎，也跟着大伙笑了起来。
当陈独秀转到李大钊处，这位忠厚之人果然在等他。这些天，陈独秀因忙于《新青年》的编务，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心《每周评论》。从创刊号到头几期稿子，几乎都压在他身上。幸好还有位河北人张申府，拖着高一涵帮着写些稿子，跑跑印刷厂。
陈独秀一见李大钊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就逗趣地说：
“守常呀！你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出笼，人家就骂《新青年》成了苏俄机关报了。甚至传言我们从苏俄驻华使馆领了不少卢布和赏金呢，把个胡适之吓得躲避都来不及了。哈哈哈！”
李大钊却笑不出声，他不无担忧地说：
“适之是越来越讨厌谈政治了，我觉得《新青年》同人间已有裂痕。真是令人痛心哩！”
陈独秀毕竟比他了解胡适，苦笑一声说：
“适之并不是不喜欢政治，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惊讶西方人的民主和政治热情。一次集会演讲，台下坐满了名教授，大会主席却是位普通的工友。还听他说在一次妇女游行时，他发现最崇拜的杜威先生竟也混迹于队伍中高呼口号。所以说，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你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此公一心想作圣，想开风气之先。他回国时打出了‘讲学复议政’的口号，强调二十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这是因为他当时极想进北大，又觉得北大名家答本，与当时的政府也有复杂的联系。一句话，在他眼里，这北大的门槛并不是轻易好进来的。而蔡先生这位老革命党，尽管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但对教授参与政治却很感冒。像梁启超论学识堪称顶尖人物，但因一味投入政治就决不聘请。他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当时这样说是想迎合北大的需要。另外他对北大章氏门徒占上风也有所胆怯，也需要时间来搞一下学术。现在好了，他在学术上已很风光了。我总觉得这位小老弟的政治热情只是淡了些，他毕竟是一位视民族为己任的思想家。别人只看到他很西化，我却认为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士’阶层。古代的‘士’执干戈以卫社稷，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是热衷于学理。胡适只是在等待时机，他的性格决定了今后必然大谈政治。只是他所谈的政治，与我们不同罢了！”
李大钊惊愕地盯着这位雄才大略的兄长，对他的精辟佩服不已。说实话，他们正是因为胡适的因素，才创办了《每周评论》。还记得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他和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几个人聚集在陈独秀的学长室。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认为《新青年》出版周期太长，等送到上海印出来新闻也成旧闻了，那位鲁迅先生对此就很有意见。加上胡适的态度，他们想让《每周评论》多谈些时政，出版周期也快。而《新青年》更侧重学术性，多刊登些新文学作品。当时决定创刊号在年底前出版，陈独秀还记得对方的提醒：
“你尽快将明年同人轮编《新青年》的次序公布出来，好腾出精力来办《每周评论》。另外，还得请你写一个《发刊词》，再在《新青年》上做一个广告。”
陈独秀当时有力地搓了搓发僵的双手，爽快地说：
“好！‘读《新青年》不可不读《每周评论》’，我就这样做个广告，行吗？”
陈独秀见守常面容憔悴，心中隐隐不安：
“唉！我是知道一个人支撑一份刊物的辛苦的，听说你连印刷和校对都在自己跑了。待我安排妥《新青年》，就来帮助你。我已向周氏兄弟约稿了，胡适也快回来了，他总要有所表示嘛！”
李大钊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意，他仿佛又回到不久前那个难忘的夜晚。
那是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了。他和张申府相约来到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的最后校对。张申府见陈独秀的《发刊词》对外交前景非常乐观，竟用不屑的口气反驳起来了：
“陈先生讲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张公理战胜强权的第一个大好人，我不以为然。”
李大钊望了一眼这位河北小同乡，赞许地说：
“这就是仲甫的性格，喜欢想到哪就写到哪。如果引起了争论，那他正是求之不得了。”
他又想起了陈独秀当年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觉得仲甫的思想，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徘徊和选择。应该借些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给他，按仲甫的禀性和气质，他是应该成为中国的列宁和革命领袖的。
记得那一夜，两人微颤着跺着脚，一直校对到凌晨四点才结束。出门时，李大钊见高阔的天空挂着如镰的下弦月，苍穹中有几粒星辰眨着眼。望着隆冬之夜干冷的大地，穿着灰布棉袍的他和张申府踏着冰冻的马路，揣着一个巨大的欣喜，抄着手并肩前进。
一个新的生命，一份崭新的《每周评论》，今天就要诞生了。一种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夜的寒冷，他们加快了步伐，隐隐地消失在那霞光微明的晨景里。
两人正谈得兴起时，门被推开了，高度近视的沈尹默，有点鬼鬼祟祟地伸出脑袋，摸了过来。他见陈独秀也在这里，神色紧张地说：
“不好了，国粹派要开始反扑了。听说黄侃和刘师培正在鼓动弟子，创办《国故》月刊，现正在申叔家里开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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