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本子上又出现了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康白情、毛子水、范文澜等一大串响当当的名字。
他们好像不是来看报的，而是找这清静之地商量《新潮》的办刊宗旨和创刊号的稿件。他们围坐在长桌两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毛泽东侧耳静听，羡慕地注视着每个人的表情和发言。还是傅斯年果断，三言两语就把要点讲清楚了：
“蔡先生已为我们书写了刊名，并批准每月拨二千元作办刊经费。我考虑了很久，觉得该杂志的宗旨应该有三点。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词。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青年人个性都很强，一下子又提出了许多建议。毛泽东顿时来了兴趣，他想起今年四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见都是同龄人，便大胆地站起来开始了插话。
没想到他还没说完一句话，傅斯年就恼怒地问罗家伦：
“这人是谁？说一口难听的湖南土话。”
罗家伦不屑地回转身，教训起毛泽东来；
“记住！你的工作就是管好登记本，没看到我们正在谈正事吗？少来打岔！”
最可鄙的还是那位毛子水，冷冷地刺来一句，令毛泽东犹如万箭穿心，面色顿时苍白起来。
“哼！也不看看自己身份，这里轮得上你说话吗？”
毛泽东是何等自尊之人，在湖南一师时他是公认的学生王，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他那有力的手掌终于愠怒地折断了那支铅笔，“啪！”地摔门而去。
范文澜因经常来图书馆，与毛泽东较熟，慌忙赶出来一把拉住了他，好言劝慰道：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青年人容易冲动，千万不可当真呀！”
毛泽东愤愤然一甩手说：“我总算领教了‘新潮社’老爷们的民主和平等，记住，我这一辈子都发誓不改湖南腔！”
因下班时间未到，他只好在门口来回徘徊。当里面散会时，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讨好地向这位倔强的工友点头致歉。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经范文澜一提醒，他大度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摇了摇说：
“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唉！我们实在太忙了。听说你在《新青年》还发过文章呢？咱们今后抽空再聊吧！”
毛泽东和蔡和森此时已搬出杨家大院，与湖南学生租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一座简陋小院。由于八个人挤在一起睡觉，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每人只能占一块方砖宽的地方，常挤得筋骨发酸。夜里有事起来，还要轻声招呼左右的人。那天他回去一说，众人都很气愤。觉得就连堂堂的北大，都如此等级森严，更何况其他学校呢？
在这个秋凉如水的月夜，毛泽东却失眠了。他抽着烟来到院子里，见房东大嫂的东房还亮着灯。这是一位很腼腆的中年妇女，发现湖南人不会做面食，常闹笑话，就动手教他们做饭。他是个特别敏感的人，又想起了一件不算愉快的小事。
毛泽东在读书时就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听说胡适以《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编了本专著，还请蔡元培写了评价很高的序文，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哲学系研究所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讲座，请胡适谈谈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毛泽东也欣然赶去旁听。这次讲座办得很活跃，由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冯友兰主持。
冯友兰相貌堂堂，有点正人君子的味道。他的发言令毛泽东大开眼界，从心底里佩服胡适治史的那种革新精神。
冯友兰说话时胡适就坐在旁边，左手托着下巴，面露得意之态。
“胡先生以前的哲学家们，无论有没有新的哲学思想，著书时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的。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胡先生的这部书，却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胡先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胡先生的革新精神在史学中的自然流露。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全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守旧的人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读古书写文言文的人。不料提倡白话的胡先生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绝不让于清代的乾嘉学者。这无疑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也更增加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胡适见好话都被这位学生说完了，就换了个话题谈起实证主义，还透露了杜威明年要访华的消息。最后，留出时间让大家提问题。毛泽东就举起手提了个问题，好像是问杜威的实证主义与他这部书的关系。也许又是听不懂他的乡下话，也许因为自己是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反正胡适飞快地问清了他的身份后，就又管自己滔滔不绝地演讲下去。临别时，他热情地一一与人握手，包括自己，却一句不提刚才的事。
毛泽东怅然长叹了一声，悟清了一个道理。夜空中，他把目光投向了苍茫大地，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中国的所谓名流学者，一旦成为权威就以救世主自居。对待下等人，就会拿出地主对待佃农的腔调。唉！翻开几千年的史书，居然没有一本书是为我们的农民写的。可是这帮贵族老爷们恰恰忘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啊！我今后一定要为农民写一部拯救他们出苦海的大书！”
果然，他在半年后返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豪迈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发出了史诗般的宣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如果追溯起这种狂飙突进的激愤情绪，可能与他在北大的最初遭遇有关。谁都知道，在他今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从来就没有对那些独立的自由派知识阶层，有过丝毫的好感和同情。
10
一个巨大的喜讯，掠过茫茫大洋，震惊了世界：
“德国战败了！协约国胜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的消息，令千疮百孔的中国舒缓出一口长气。知识界和老百姓欢欣鼓舞，各派政治势力，各种党派，包括东交民巷里的各国使团，又开始了紧张的盘算和新一轮的交易。
教育界首先激动起来。11月14日，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城里六十余所大、中、小学校的三万名学生，在高奏的军乐队开道下，欢呼着穿过大街涌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和友邦人士都站在使馆前鼓掌欢迎，对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真是感叹不已。最后，游行队伍齐集在天安门广场，推选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演讲会。美国、英国和法国公使，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那天他回家很晚了，虽两腿发酸，却兴奋得面颊发烫，两眼放光。黄仲玉正等着他吃饭，见菜凉了，又去热了一下，还为他烫来一壶醇香的绍酒。
蔡元培先和她痛饮了一杯，高兴地说：
“哈！公理总算战胜了强权。这次协约国的胜利，证明了我早年提倡的‘互助论’，是代表人类大同理想的。为了庆贺胜利，我已决定北大于明后两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演讲大会。哎！仲玉，你能否为我挑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和仲甫、守常、胡适，还有马寅初、陶孟和等人都要登台亮相呢！”
黄仲玉苦笑着叹了一声，放下筷子，去屋里取出一张记账单，脸色为难地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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