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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北大之父蔡元培

五九

  “我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就积极主张向法国学习。还认为法兰西的三大文明构成了人类的近代文明。第一是人权说,第二是生物进化论,第三是社会主义理论。我还进一步发现东西民族的根本思想有三点差异。一是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是西洋民族以法治和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和虚文为本位。后来又著文指出东西文明之分水岭在于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我很同意您对中国黑暗政体的精辟见解,还想请您把视点投向国民的灵魂和素质。我为什么要发动文学革命?因为中国的国民目前完全是一盘散沙,一群从精神到肉体都完全麻痹的奴隶。我建议您看看最近《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我是想借新文化运动发起一场思想革命,先清除国民灵魂中的封建鬼符和奴性,再激发国人的科学和民主意识,激发反侵略、反专制的爱国热情。当然,思想革命必然发展到政治革命,但是目前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孙文也只能到处碰壁。我认为中国要发动政治革命,首先要发动民众除去三大公害。一是军人之害,二是官僚之害,三是政客之害。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今天来谈还为时过早。我们现在还处于以救亡为目的,以启蒙为手段,艰苦地探索中国出路的阶段。但是我并不排斥将来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反动军阀,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科学、人权的新中国。因为我和蔡先生,当年就先从政治革命入手,走上救亡图存道路的。而蔡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在北京这样一个腐臭之地,以文弱之躯,让北大成为一个聚集天下各种自由思想和学说的大本营。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连诸子百家自由争呜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他讲到这里,有点累了,用带点轻蔑的目光瞥了胡适一眼。觉得这位凭讲授中国哲学史正在走红的温和派学者,是说不出这番宏论的。

  胡适却挺自信地推了一下眼镜,讲出了一套令法国名记者吃惊的见解:

  “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虽然我和陈先生共同发起了文学革命,但在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的大旗下,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我首先是为文学正名,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在中国的正统文人眼里,长期以来只有诗和古文、辞赋才能登大雅之堂。而小说像曹雪芹、施耐庵的作品却认为都是俗字俗语,为上流社会不齿。另外,提倡文学革命当然不排除要从破坏方面下手。但我又以为,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一驳,在中国,关键还是缺少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的新文学作品。所以,我又呼吁在建设方面用力气。我和我的同事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三大口号,一是‘活的文学’,就是真正用白话文做工具。我曾反省过自己,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有很深的贵族习气。虽然我们也提倡白话文,但只把它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骨子里仍不承认其为文学,私下交流和正式场合仍做文言的古文、骄文和律诗。好像把社会分作了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了。这种态度现在终于改变了。二是‘真的文学’,就是提倡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曾激烈地抨击旧文学里那种粉饰现实,团圆迷信的说谎文学。呼吁新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和他们的痛苦情形。还自己动手翻译小说、戏剧,竭力主张引进西方文学这帖救国的良药。三是我的同事周作人教授最近又提出‘人的文学’,就是要以人道主义为根本的内容,想造就出一批中国的‘娜拉’。至于政治这个话题,实在不敢恭维,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一位留学美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有出现一个好政府之前,我回国后曾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今天,再郑重重申这个口号。因为在中国从来连人权的意识都没有,从政的文人只要有独立见解最终全没有好下场。所以,就算中国将来出现了好人政府,我胡适的政治理想也无非是做一名‘独立’的诤臣!”

  陈独秀惊愕得瞪直了眼睛,在座的人都被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学者那种卓尔不群的气势震住了。

  杜伯斯古的蓝眼睛发出了兴奋的波光,他激动地站起身,踱到窗前。初夏的风拂起了他金黄的长发,也令他神思飘逸,感慨万千。他突然又转过身子,像青年人一样捏紧双手摇晃了几下:

  “这是我在中国,不,在整个东方,听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见解。这使我想起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想起了老托尔斯泰在漫天风雪中出走时的感人情景。在那个‘白银时代’里,活跃着一大群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我以前一直顽固地认为,中国是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正像你们《新青年》中一篇文章说的那样,中国历代的文人,不是做统治者的‘帮凶’,就是做‘帮闲’。我从此真正认识了北大,认识了中国的思想界。尊敬的蔡先生,不知您有何感想吗?”

  蔡元培还在回味刚才的精辟议论,觉得这是对他们共同走过的这段不平凡经历的一次回顾。他终于面色舒缓地抬起了头,感慨地说:

  “我不但非常钦佩二位的见解,还认为他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破坏和建设,始终是我们发动新文化运动,包括整治北大的两大内容。至于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说实话我非常悲哀,但决不退却。我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就觉得自己不是政治家,充其量最多也只能是一位书生型的革命家。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令我惭愧的是,我对中山先生的理想和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像当年那样给他直接的帮助。中山先生也好像很体谅我的处境,虽然彼此常有书信往来,却从来没有布置我做这做那。我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培育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上,为将来那场伟大的政治革命提供人才和精神上的援助。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一想到这里,我又为自己的无能而惭愧呢!”

  8

  、在老北京,人们习惯把京城西郊的群山称之为西山。在那青山绿水间,处处可见古庙胜迹,景色以清幽见长。一年四季,山色变幻莫测。秋天这里是赏玩红叶的好去处,而一到冬日,积雪凝素,又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雾雪”之美名。

  暑假里,满山绿荫间,隐约可见一支打着“北大西山旅行队”旗号的队伍在山峦间闪烁。前不久,蔡元培曾提议北京的六所大学一齐筹款,想在此处建造一座可供师生度假的“西山精舍”。今天,他按捺不住先组织了这次活动。让那些整天埋头书海面壁苦读的学子们,如放归的群鸟呼吸起大自然里的活气。

  对这次活动,他与李辛白可是精心筹划了很久。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游,师生们借宿在西山卧佛寺的僧舍里,既可通过集体生活融洽感情,交流思想,还安排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活动,像今天一早,旅行队先来西山峡谷参观了摩崖刻石,然后集体围坐成一圈,听蔡校长在习习清风中给大家讲话。

  蔡元培今天一反惯例,没有作长篇大论。他显得很轻松地朝同学们摆摆手,嘴角溜出一丝挺神秘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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