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

　　蔡元培：这首先要回顾一下我办学思想的由来，也就是一些著名大学和大教育家对我的启发和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前都是沿袭传统的书院式教学方法。百日维新后受西学影响有所变革，但多数照搬日本的模式。在国外留学期间，我亲身感受了德国和英法的大学教育，发现像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已从专业训练转到道德教育为主，通过学院教育，培养教派的贵族和绅士美德。而这一局面到了十九世纪初，终于由于威廉·冯·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而有所改变。这是一位影响世界潮流的伟大人物，他在强调人格教育的同时，强调了素质教学，坚持教学和科研并举，通过研究来促进教学，顺应了时代需要而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楷模。

　　到了本世纪初，各国的高等教育明显地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端为学术性大学，循着学术性向金字塔的顶尖努力。另一端为非学术性大学，根据实用性原则，朝着庶民高等教育方向趋向大众化、普及化和多样化。我进北大后，首先强调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不是养成资格的场所，更不是造就官场的摇篮。主要是想端正求学宗旨，扫除以往读书做官和混文凭的陋习。按我的理想，是想把北大办成一所学术性大学的。我还根据国内的现状，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

　　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在太黑暗、太落后、太愚昧了。要把北大办成世界著名的大学，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梦。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也只有一步步地前进。如成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是为了倡导民主精神。创办各科研究所，发动师生兴办各种学术团体，是想形成一种自由的研究室气。成立进德会，主要为了提倡人格和素质教育。我觉得一所名牌大学，应是一个国家名家大儒聚集的中心，又竭尽全力请来了一批学问大家和青年导师。我原想让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主，把法科和工科分出去，但看来还做不到，只能采取收缩主义。当然最困难的还是经费，北洋政府不断地向国外秘密借款，几乎全用于扩充各自的军队。中国最高学府一年能到手的钱，连国外普通大学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实在是最令人痛心的黑幕之一，还望新闻界帮助呼吁，早日在中国结束那种索不完的薪饷，赶不完的官僚的腐败局面。

　　记者：蔡先生，今天是校役夜班开学的第一天，也是北大迈出平民教育的第一步。按您的理想是想办一所注重研究的学术性大学，这平民教育又如何理解呢？

　　蔡元培：这并不矛盾，平民教育是我教育救国理想的一部分。我早年的主张是“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现在的想法是希望人人都可以自由听讲。我以为只有一国民众的素质都提高了，大学才有高质量的生源。我打算采取三条措施，一是改革旧的招生制度，不看出身、资格，惟成绩优劣为录取标准。让那些出身贫寒而学业优秀的青年也能进北大读书，这一条去年秋季已经做到了。二是向社会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和选科生，让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旁听生和选科生优秀者还可以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这一条今天就可以告白于天下，我一定说话算数。三是校役夜班仅仅是第一步，今后有条件还可以向社会办平民夜校，真正实现人人都可以进北大，都可以自由听讲的理想。

　　记者：听君一席话我很感动，也想起了社会上的许多流传。一是说北大是各种主义和派别最自由的聚集之地，像白话文和文言文，新派和旧派，革命党和帝制余孽，都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这里自由进出。二是说您蔡先生是手捏两把烂泥到处糊破洞的好好先生。别人只有一种主义，你却是个兴趣广泛的古今中外派，是一尊广渡众生的南无阿弥陀佛。三是说北大人有一股臭脾气，又穷又做。与清华比，如讲门门功课的考试成绩肯定比不过。但北大的怪杰、鸿儒和反叛者，个个都是大人物，单个打擂台绝对天下第一。我这样说，不知有否冒犯先生之处？

　　蔡元培：我很欣赏你的坦率，但也想坦率地告诉你，我很高兴北大能出现这种自由竞争的新局面。因为我历来主张中国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一年多来，社会上议论北大最多的无非是“反祀孔、倡白话、骂政客”。我也反对祭孔、反对拿孔教害人，但从不反对孔子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我提倡白话，但并不主张完全取消文言，像一些艺术作品如中国画的题款，用白话就不如文言更有韵味。至于说《新青年》乱骂政客，那是因为政治实在太黑暗了。教育不想卷入政治，可政治总想控制教育，这就是民国以来的现实。所以我还不自量力地提出教育要独立的主张，看来至少在现在还行不通。至于你提到北大和清华不同的校风，这完全正常。我是崇尚希腊哲学的，希腊的一些大哲学家就是在一种自由的空气中产生。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学说也同样如此。举一个例子，我和你虽然都是浙江人，年龄相差十八岁，但性格完全不一样，这又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