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外间流传我最有名的理论是什么？”
罗家伦可不像范文澜那般拘束，他知道这位冬烘先生的脾气，你越说真话他就越看得起你。便幽默地抬起头，学着对方的腔调说：
“连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
相传辜鸿铭出奇地怕老婆，有一回他刚给乞丐盛一碗米，结果回头妻子正恼怒地将米碗朝他掷来。当朋友讥笑他时，他就是这样骄傲地回答的。
见辜鸿铭反响不大，罗家伦便开始放肆起来。
“民国后时人多提倡一夫一妻制，辜先生却振振有词地推销著名的‘茶壶和茶杯理论’。说男人是茶壶，一把茶壶可以注满四只茶杯，所以娶妾是可行的。还说古人造字，姜为立女，男子疲倦时身边站立之女也。可做靠手之用，故不可无也。有一次辜先生遭到几位西洋女子的反击，她们说为什么一只茶杯不可以注满四把茶壶呢？辜先生笑着拿起茶杯说，请示范一下如何注法？还有，我听说先生尤喜女人的小脚，只要文思一枯竭就要往夫人的房间里跑。不过此事学生没有证实过。”
辜鸿铭终于乐得用双手捧住头，笑出了眼泪。
他倒真是拥有一妻一妾，妻名淑姑，是标准的中国女子，三寸金莲长不及掌。妾名贞子，是如花似玉的日本姑娘，可惜前几年死了。正在他伤心不已时，上苍开眼，又让他遇见了碧云霞。据说那天他正在一家妓院冶游，忽听见间壁有嘤嘤的哭声，原来是一位刚买来的姑娘不愿接客，在遭鸨母怒骂。他本是怜香惜玉之人，便叫过来询问。一见之下，心就乐了，天下竟有如此温容柔貌的人儿，不禁想起了死去的贞子，便付了五百大洋的赎身费，带了回来。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每当他望着这位楚楚可怜，小巧可爱的人儿，真有种含在口中怕化了，捂在手中怕飞了的感觉。
幸好淑姑这时已年近半百，早年他娶贞子也未与他介意，现在更懒得与他计较了。这倒便宜了辜鸿铭，让他落了个小鸟依人，温香在抱，以娱者怀的境地。
辜鸿铭终于满足了嘴皮子上的瘾头，又喝饱了茶，吸足了烟，便开始盘问起来意。
范文澜忙递上蔡元培的聘书，闲聊了那么久，他的心已隐隐不安。
辜鸿铭接过大红聘书，翻开一看，显得很得意，他又点燃了一支烟，悠然自得地说：
“蔡元培请我教英国文学，好！讲起来我们还是莱比锡大学的校友呢。不过论资格，我是他的师兄，现在师弟请师兄帮忙，应该赏脸。”
范文澜见他还算爽快，又恭敬地说：“蔡校长一直很敬重先生，常说他到德国时，您已是学界名流了。德国的许多大学教材里有您的文章，还有许多以您名字命名的研究会和俱乐部呢。”
辜鸿铭的脸上溢出了快活的神情。他用一种不卑不亢的口吻关照范文澜：
“回去告诉你们蔡校长，就算是我说的。现在的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了。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了。他刚进北大，我如不去帮他，好人不就孤掌难鸣了吗？我说的好人是有原则的，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两位年轻人终于站起来向他告辞。没想到这古怪的老人却挥挥手，说：“别忙，我要送一件东西给蔡元培，可送什么好呢？”
他回转身，终于从书堆里翻出一本发黄的英文杂志，递了过来。
“这是十年前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写给我的长信，你们也可以翻翻。”
他说完就坐到桌前，拿起笔在砚上一蘸，挺认真地在封面下角写下一行拖三掉五，歪歪扭扭的辜氏书法。
——孑民方家清赏。
学兄辜鸿铭
罗家伦一见他那手毛笔字，忍不住窃笑起来。他又开始了多嘴多舌，说：“辜老，听说您和严复一起，还是那末代皇帝册封的进士呢？”
没想到老人一听这话突然恼怒起来，他拍案骂道：
“严复能和我相提并论吗？坐下！看我如何教训你们。”
两人吓得面面相觑，只好老老实实地坐下听他教训起来。
原来有一次宴会上，不知怎么让严复、林纾、辜鸿铭这三位译界前辈同坐一桌，古文学家马其昶也在座，却彼此都不相识。酒过数巡，辜鸿铭突发高论，大声说道：
“如我操生杀大权，必杀两人以谢天下。”
座中人问杀哪两人，他说：
“贼人严又陵、林琴南。”
严复充耳不闻，林纾疑惑不解，便故意面不改色地问：
“这两人不知有何开罪足下之处，竟不顾桑梓之情，开刀问罪？”
原来辜鸿铭与这二人同为福建人，但那天他却丝毫不买账地说：
“严又陵以《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竞而不言理，以致民祸连连，民不堪其苦。林琴南译《茶花女》，诲淫诲盗，使一班青年男女不复知礼教何物。不杀此两人，天下不得太平。”
马其昶在一旁听得发慌，暗问旁人：
“此君是谁？”
偏偏被辜鸿铭听到了，大声回答：
“我就是辜鸿铭，请问足下大名？”
马其昶回应道：
“在下马其昶。”
没想到辜鸿铭一听，又拍案大骂：
“马其昶，滚！袁世凯的参政也有脸到这里来丢人现眼？滚！”
那天的范文澜和罗家伦，也就是在一片斥骂中灰溜溜地逃出了辜府。
13
中华民国教育部布告：根据北京大学等校校长呈请改定大学专门学制，经本部迭次开会讨论，先行改定大学修业年限，为预科二年，本科四年。
民国六年的初夏，张勋率辫子军北上的消息如瘟疫传遍了京城。
策划这幕闹剧的总后台还是那位下野的段祺瑞。他先是指使亲信倪嗣冲在蚌埠宣布独立，没几天，奉天、陕西、河南、浙江。山东、黑龙江、直隶、福建、绥远、山西等省的督军们纷纷响应。这批赳赳武夫们的举动颇似一场蓄谋已久的兵变，吓坏了手无寸铁的黎元洪。饥不择食的他终于接受了代总理李经羲的建议，电召张勋入京调解“府院之争”。张勋乘机带兵北上，但他先是安营天津，派出一部分“辫子兵”进京，驻扎在天坛附近，摆开了“勤王”的架式。然后就拉下脸咄咄逼人地向黎元洪提出“调解”的条件，直至逼迫这位菩萨总统下令解散了国会才算罢休。
今天是6月14日，张勋的三千辫子军终于到达北京。心有疑虑的黎元洪还是为他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当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长袍马褂，脚穿黑缎子粉底鞋，脑后还拖着一根小辫子的张大帅步入汽车时，车站上鼓乐齐鸣，欢声雷动。张勋好不得意，只见他的专车以马队为先导，正浩浩荡荡地驶过民国首都的大街。从前门车站到南河沿他的大帅公馆，沿途一律黄土铺道，军警林立，东西交通为之中断。
就在这天上午，与大街上闹哄哄的气氛相反，在北京大学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正静静地围坐着一群国内一流的学者。他们是文、理、工、法各科的学长陈独秀、夏元琛、王建祖和一些教授代表。据说北大的评议会快要成立了，他们是应蔡元培之邀，前来商议有关学校的一些大事的。
一进门，就可见教授们的脸上蒙着阴影。人们忧心重重，三三两两地议论着时局。马叙伦因路上被军警无理盘查了半天正怒气冲天，这位当年反复辟的老英雄，又向章士钊数落起那位辫帅的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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