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才！自从发誓以教育救国这一天起，先是回乡办绍兴中西学堂，又去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教师，以后又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直至辛亥后出任教育总长。真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生命就这样默默地流逝了，现在我是以天命之年出长北大呀，冥冥中总觉得这是上苍留给我的最后一个舞台了。唉！人是需要舞台施展抱负的。当年随我一起挂冠而去的张謇和张元济，如不是抓住实业和商务印书馆，又如何在民国的历史上再度辉煌？说实话，从秉性上看，我是近学术而不宜于政治的。与孙文、黄兴等职业革命家相比，我最多只能算个书生型的政治家。所以，这次出山，不管前途多么艰险，我都只能拼死一搏。豫才，我这次单身北上，手上只带着‘自由’和‘兼容’两件武器。我是想把西洋文化的自由与理性，与中国文化的中庸与良心兼容在一起。不光是要把北大改造成一所新型的大学，更希望通过引进《新青年》，创办各种学术团体，造就一种新的自由的空气，一种自春秋战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以思想文化的变革来实现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理想。”
他说到这里，气度沉雄地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周树人。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是过于理想化了。在目前的中国，教育必须独立于政党和政体之外，才会有希望。所以黎元洪几番相邀，都被我谢绝了。我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也早已做好了准备。豫才，身为越人，怎敢忘记仰蕺堂内先贤的临终绝唱？‘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远处的鸡鸣，送走了又一个沉沉的长夜。当周树人站在会馆门前，目送着蔡先生乘坐孙宝琦的那辆旧马车，摇摇晃晃远去时，眼帘突然模糊了起来。透过弥天的风沙，他仿佛看见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是这样摇摇晃晃地赶着马车，在列国崎岖的山路上周游着兜售他的理想。
他忙回转身，顾不上冲洗一下昏沉沉的头脑，又在灯下给远在故乡的二弟写了一封长信，请他速来北大任教。
6
汉花园位于东城北河沿畔，却不见一处园林。
记得还在上海时，有一天陈独秀接到北大友人的来信，说汉花园宿舍窗外的几株丁香，正在月光下开着浅紫色一球球的朵子，美得惊人呢。来北大不久，他就喜欢上了这个环境幽静的去处。虽然丁香的秃枝还在早春的寒风中抖颤，他也并不是那种很有闲适气的文人。但一天忙乎下来，他倒挺乐意踏着退课的钟声，缓缓地穿过松公府的夹道，来这里看看那条两岸种满细条的杨柳的小河。这是江南文人梦幻中的小河，鹅黄色的柳条在晚霞的光线里随风起舞，河水永远是满满的，亮晶晶的，倒映着岸上的草木房屋。
此刻，校园里的钟声还在耳边回响，那是一口黑黝黝重沉沉的大钟，悬挂在一架高高的，古旧的朽木座子上。也不知当年大学堂开办时从何处物色来的宝物，一直由一位满面灰白胡子的老工友敲打着，每次约敲十六到十八响。课余之暇，在这条仿佛记忆中家乡的河岸走上半点钟，倒是很有诗意的。
陈独秀在靠东安门桥的石岸上坐了下来，刚才蔡先生想找他商谈学制改革的方案，他却提议换个场地，来北河沿坐坐。他正想点燃烟，又一阵狂风卷着塞外的黄沙扑面而来，吹打得他双目紧闭差点没窒息过去。唉！来北大这些日子里，几乎每一天都在过关斩将，都在迎受着风沙雨雪的拷打。
刚上任文科学长的那一天，当蔡先生陪他走进教师休息室与大家见面时，黄侃就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那天由马叙伦和沈尹默、钱玄同保驾，碍于面子，大家彼此还算客套。正在这时，门外闯进一位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头戴黑绒瓜皮帽的人物。此人就是以章门众弟子大师兄自诩的黄侃。也正是凑巧，那天他为了几句话和车夫争吵，在校门口已对骂了一阵，正带着满脸的怒气。一进门，见满屋的人都在欢迎新上任的文科学长，先一愣，随后翻翻白眼，怪笑道：“哼！区区一桐城秀才，又何需兴师动众？”话毕，顾自浪笑而去。
陈独秀本来与他不熟，但一听那腔调，记忆中突然闪现出一桩十年前的宿怨。也亏得是他才有这种英雄豪气，朗声冲着那背影叫嚷道：
“季刚兄，快回来！仲甫当年有所冒犯，这次特来向您道歉。”
黄侃终于回转身，怔住了，凭陈独秀此时的声望，敢当众如此坦诚相见，他不得不有所顾忌。
见众人不解，陈独秀笑着朝钱玄同拱拱手，说：“玄同是见证人，这也算是一则文坛佳话，不妨说给大家听听。”
钱玄同生性爱凑热闹，自然乐意。一旁的黄侃却碍于面子，急叫起来：“钱疯，不可造次……”
钱玄同稳稳一笑，先拖来把椅子请黄侃入座。然后调侃地说：
“此时不说，不合玄同秉性。此时不听，则有失师兄的风范哩。”
黄侃无奈，只得听其摆布。满屋子人的情绪，却随着他绘声绘色的声调活跃起来。
那还是光绪末年的旧事，他们都随太炎先生集聚在东京。一天，章太炎的《民报》馆里来了一位客人，名陈仲甫。听说也是一位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正好钱玄同和黄侃在座，听见客来，忙避让进了隔壁房间。由于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出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知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呀，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一晃十年，今日又都在北大相见，也真是一种缘分。陈独秀感慨地向他作了个大揖，含威一笑道：
“季刚兄，改日仲甫做东，专门向您请教‘八部书外皆狗屁’的高论。”
黄侃平时的这句口头禅，倒是挺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应该加上去才对。他平时攻击异己者的方法是完全谩骂，所以尽管陈独秀给足了面子，回敬过来的仍是一句骂街式的嘲讽。
“还是听听你的‘毁孔子庙罢其祀’罢了！”
当时在场的有位章门弟子，后来趁兴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关于他俩的描述，恰巧就用了这两句。
不过黄侃以后对他还算客气，没有在课堂上公开骂过他。
最近他整顿校纪，听说有名学生不肯去上黄侃的古文课，便叫来问话。学生说黄先生第一天上课就出了个《文心雕龙》上的题目，叫学生作文。他刚写了一百多字，黄先生看见了说：“好！”便欢喜得拿到讲台上念了一遍。可有一次下午上课，这位学生精神有点疲倦，便用手捧头而坐。黄先生看见后勃然大怒，说：
“我讲书，你困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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