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醒了多少次。
【访日归来】
一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
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尧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绝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
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玻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的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地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记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我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
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
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埃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习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杆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三
在京王广场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嘲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〇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见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作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作“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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