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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果然在我决定匆匆收场,已经写到瑞珏死亡的时候,报馆送来了信函,埋怨我把小说写得太长,说是超过了原先讲定的字数。信里不曾说明要“腰斩”我的作品,但是用意十分明显。我并不在乎他们肯不肯把我的小说刊载完毕,当初也并不曾规定作品应当在若干字以内结束。不过我觉得既然编者换了人,我同报馆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就送去一封回信,说明我的小说已经结束,手边还有几万字的原稿,现在送给他们看看,不发表它们,我也不反对。不过为了让《时报》的读者读完我的小说,我仍希望报馆继续刊登余稿。

  我声明不取稿酬。我这个建议促使报馆改变了“腰斩”的做法,《激流》刊载完毕,我总算没有辜负读者。少拿一笔稿费对我有什么损害呢?

  《激流》就这样地在《时报》上结束了。但是我只写了一年里面的事情。而我在《总序》里却说过:“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时间差了那么多。

  并且我还有许多话要说,有好些故事要讲,我还可以把小说续写下去。我便写一篇后记,说已经发表的《激流》只是它的第一部《家》,另外还有第二部《群》,写社会,写主人公觉慧到上海以后的活动。我准备接下去就写《群》,可是一直拖到一九三五年八、九月我才开始写了三四张稿纸,但以后又让什么事情打岔,没有能往下写。第二年靳以到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个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一九三九—四 〇年我又在上海写了《春》的续篇《秋》。我为什么要写《春》和《秋》以及写成它们的经过,我在《谈自己的创作》里讲得很清楚,用不着在这里重复说明了。这以后《家》、《春》、《秋》就被称为《激流三部曲》。至于《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几次填表报告自己的创作计划,要写《群三部曲》。但是一则过不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二则应付不了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任务,三则不能不胆战心惊地参加没完没了的运动,我哪里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倒真正庆幸自己不曾写成这部作品,否则张(春桥)姚(文元)的爪牙不会轻易地放过我。

  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说我不是艺术家,最近又几次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有人怀疑我“假意地谦虚”。我却始终认为我在讲真话。《激流》在《时报》上刊出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我为“新文坛巨子”,这明明是吹牛。我当时只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发表过十几个短篇。文学是什么,我也讲不出来,究竟有没有进入文坛,自己也说不清楚,哪里来的“巨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惭愧,虽说是吹牛,他们却也是替我吹牛埃而且我写《激流总序》和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墨水。在成都十几年,在上海和南京几年,在法国不到两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文学技巧。我也不曾学过现代语法。但是我认真地生活了这许多年。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我答应报馆的约稿要求,也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帮助别人,为了挽救大哥,实践我的诺言。我只有一个主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送出第一批稿时我很有勇气,也充满信心。我知道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借这个制度作恶的人,对他们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

  不是写我已经做过的事,是写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嘘,是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

  倘使语文老师、大学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知道我怎样写《激流》,他们一定会认为在“胡说”,因为说实话,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人们说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我一点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时交稿。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我在前面说过,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我指出: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这里是屠刀。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说《新生》里我就描述过在这条所谓“秘密之街”上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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