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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家里平日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我始终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如今我想起来,这也许是对于礼仪的一种消极的反抗罢。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个合作办了一份小说杂志,名称似乎就是“十日”,一个月出三本,每本用复写纸印了五六份。

  我是这杂志的第一个订阅者。大哥允许把他的一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说在杂志的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所以他们也送他一份,还有一个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们家里大哥是第一个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奉表哥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诸如此类的公式文章。把女郎两个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说。小说的结局离不掉情死,后面还有一对情人的绝命书。

  我对于《十日杂志》上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大的兴味。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摆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说和杂志。小说里每段描写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从尺牍或文选上面抄来的。他们写小说并不费一点力。

  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是很佩服的。

  这杂志出版了三个月,我只花了九个铜元的订阅费,就得了厚厚的九本书。

  民国六年春天成都发生了第一次的巷战。在七天的巷战中我看见了种种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这时候二叔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着喉症死了。我在几天的工夫失掉了两个同伴。

  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的,但因为街上断绝了行人,请不到医生来诊治,只得让他们躺在家里,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后来两个轿夫背着他们跨过战壕,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

  战事刚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们的病还没有好,父亲就病死了。

  父亲也是最爱我的。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就在他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得多了,他要看我,便叫我到他的房里去。

  我到了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呀。”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女佣。

  父亲微笑了,眼里却有泪珠在发亮。

  “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当他第一次晕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床前哭唤他。他居然慢慢儿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不会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钟光景他又开始在床上抽气了。我们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

  于是我们的环境马上就改变了。好像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剧变。

  满屋子都是哭声。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跑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们弟兄三个抱头大哭起来。

  自从父亲讨了继母进来以后我们就搬到左边厢房里祝后来祖父吩咐把我们紧隔壁的那间停过母亲灵柩的签押房装修好,做了大哥结婚时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们的隔壁。

  这时候嫂嫂在隔壁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过来劝慰大哥。

  他们夫妇低着头慢慢地出去了。

  埋葬了父亲以后我心里更空虚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是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因为父亲平时不大喜欢乘轿,常常带了我在街上慢步闲走的。

  但是一走到拥挤的街心,和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另另的一个人。

  从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够有一个的父亲,而且在我们弟兄中间我又是一个最蒙着他的爱的孩子。

  父亲死后成都又发生了一次更厉害的巷战。结果全城的房屋被烧毁了一半。我们受了更大的惊惶,却还没有什么物质上的损失。

  我们自然有饭吃,不过缺少了蔬菜。

  在马房里轿夫们喝着烧酒嚼着干锅魁(大饼)来充塞肚里的饥饿,那情景是有些悲惨的。

  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酷残的景象。而且我们被迫着时时在死的边沿上盘旋。……巷战不久就停止了。然而从这时候起时局就永远继续着混乱下去。那军阀割据的局面到现在还没有打破。

  我的生活比较变得忧郁起来。我便把全个心放到书本上去,想从那里得一些安慰。

  三哥已经进了中学,但父亲一死,我的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就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给我帮忙。

  我便自动地跟着香表哥开始读英文。每天晚上他到家里来教我,不要一点酬报,这样继续了三年。他还教我知道一点各种科学的根底,直到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时候。

  香表哥是一个极真挚极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的学识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浪费地牺牲了他的有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画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能够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能够一个人到法国去读书,大半是靠着他的力量。虽为着法国的事情我和他曾经起了大的争执,但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里永埋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深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

  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渐渐变得苦痛了。他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个面目。

  对于我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着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一个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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