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止了泪，抽泣地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并且她要贾福去传话叫先生打我。
我抽泣地让贾福牵着我的手重进了书房。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而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结好那散了的鞋带。
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旁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通统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儿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没有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时候我确实有着“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到处撒布着生命的春天。
嫩绿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播了芝麻般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以后母亲再摊开纸来看时，大部分的蚕卵，都陆续成了极小的蚕儿。
使人充满了好奇的愉快的蚕儿的蠕动。那样小的东西。
但是蚕儿一天天地大起来。
使人充满了更惊奇的喜悦的那么迅速的繁殖。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这事情忙碌着。
大的簸箕里面布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着，就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晚上夜深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熟，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淡绿色的蚕子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只是一片沙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子，就觉得心里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个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使他过着两三天的痛苦的生活。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竟然得着了这种病症，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见着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病的药方，那时候在我们那里根本没有西医。但是女佣们的肚皮里有着种种奇怪的药方的。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病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是买不到黄酒的。母亲便请父亲在合州去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于这事情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次忘记加了桑叶就使蚕子饿死了许多，后来稍疏忽了一点又被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子去。她因此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怕她再遇着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那背誓的恐惧时时来压迫她，她终于下了养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的效力。不过后来母亲就和薛太太结拜了姐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来吃，他们不绝口地称赞味道的鲜美。
“做个蚕子命运也很悲惨呀。”
我有时候不觉这样地想。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问案件。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役，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问案子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
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给他褪了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呀。”
那人爬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呀。”
“胡说。你招不招？”
那犯人依旧哭喊着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役就停止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流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呀。”
“你这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直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事情倒使我莫名其妙了。这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摆起严肃的面孔说几句“胡说。招不招？再打。”的话，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硬心肠。
打屁股差不多是构成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役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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