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法战争之一：在战争爆发之前
中国南方的邻国之一——越南，早在十八世纪末叶，就遭到法国的侵略。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拿破仑第三的法国政府按照大银行家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需要在远东积极推行殖民政策。在英、法二国共同对中国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时，法国也向越南进行多次武装侵略。1858-1862年法国进攻南圻（越南南部），迫使越南的封建王朝接受赔款割地的条约。在并吞了南圻诸省以后，法国侵略者在七十年代又开始把它的魔爪伸向北圻。他们的野心不但是要把整个富饶的越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而且还企图由此打开通向中国西南地区，首先是云南省和广西省的大门。
当时有些在越南活动的法国侵略者明确地供认，侵略中国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例如西贡总督杜白蕾致法国海军和殖民地部的信中说：“我们出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各个富饶省份的天然产品出口的地方，根据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注：（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中译本，1960年版，页71。）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也向一些传教士申述法国必须占领北圻的理由说：“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注：依罗神父：《法国——东京回忆录》。转引自《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页71。）
同治五年到七年（1866-1868年），在越南的法国殖民者作了一次深入中国国境探路的尝试。他们组织了一个探查团从西贡出发，沿湄公河而上，水陆并进，到了中国的云南境内的思茅，又经过云南东北部的会泽而到了四川的宜宾，并由此经长江到上海，然后由海路回到西贡。他们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宜于通航，因此转而企图利用下游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作为进入中国的通道。同治十年（1871年）后，法国商人堵布益几次经过红河运军火到云南给镇压回民起义的马如龙。为了占领越南北部，为了控制红河航行权，法国侵略者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兵攻袭河内及其附近各地。他们遇到了顽强有力的抗击，这种抗击一方面来自越南各地奋起斗争的爱国人民，一方面来自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的中国人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黑旗军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1873年12月）在河内城外的一战中使法国军队遭到严重的创伤，法将安邺在战场上被杀死。虽然法军在军事上并不完全得利，但是以顺化为首都的越南阮氏王朝对侵略者采取了违反越南人民意志的妥协投降政策，它在法国侵略者的讹诈下签订了屈辱的条约，承认法国对北圻和中圻的“保护权”。
刘永福生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出身广东钦州的贫农家庭。八岁时随父亲流亡到广西南部的上思县。他当过船工。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高潮。广西南部到处兴起农民起义的部队，他们大多属于天地会的系统，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成了群雄并起、各踞一地的局面。刘永福投身到农民起义的潮流中，先后依附于几个地方的头头。到了同治四年（1865年），这时太平天国已经覆灭，他率领二百多人到广西西部靠边境的安德，投奔在这地区称王的吴亚忠，成为他的部下。但在一年之后，当清军大举围攻吴亚忠时，他和吴亚忠闹翻了。他率领自己的队伍进入越南国境。他的队伍打的是七星黑旗，所以被称为黑旗军。这是产生于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时期而流散出国的一支农民部队。刘永福善于团结部下，而且机智多谋，勇敢善战。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战败法军的时候，他的部队已有二千多人。这一战以后，刘永福被阮氏王朝封为三宣副提督，他的部队驻扎在宣光、山西、兴化三省，控制着红河上游，成为法国侵略者通过红河侵入中国的绊脚石。
到了八十年代初，法国的金融资本特别迅速地发展，法国政府在远东的殖民政策也加倍积极起来。以镇压巴黎公社而起家的茹尔·费里在这时候两次担任内阁总理（1880-1881年，1883-1885年），整个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和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就是在这个屠杀法国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清朝政府虽然在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才宣布对法战争，但实际上在前一年，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开始进行了。
法国急于要占领越南北部，是有意要入侵中国，这点清朝官方也不是看不到的。光绪七、八年间（1881-1882年），清朝政府派出了一些军队进驻广西、云南省和越南的边境地区，并且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当时清朝官僚中虽然有些人认为，越南与中国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主张不惜对法一战，但是当权的主要势力采取的是妥协苟安的方针。法国政府一方面积极准备侵略战争，一方面要求同清朝当局进行谈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当权派唯恐对外战争加深自己内部统治危机，把处理中法之间存在的严重形势的责任完全交给李鸿章。光绪八年（1882年）一贯对外实行投降主义的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宝海在天津进行了谈判。进驻边境地区的清朝官军奉到的命令是“以剿办土匪为名，未可显露助战之迹，致启衅端”。（注：《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页27。）而且李鸿章在同宝海谈判中还答应撤退这些军队。但是这种态度并不能使侵略者止步。
光绪八、九年（1882-1883年）法军又一次武装侵入北圻，先后占领了河内和南定。越南政府再度要求黑旗军参战。刘永福的黑旗军进攻河内。光绪九年四月十三日（1883年5月19日）两军在河内城西二里的纸桥进行了激烈战斗。黑旗军又一次打败了法国侵略军，击毙法国侵略军的司令李维业中校。法国政府立即任命了新的统帅，加派军队，发动新的进攻。驻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中，仍然只有刘永福的黑旗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它在河内附近的怀德和丹凤使敌人受到挫折。就在邻近率军驻于山西、北宁等地的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却坐视法军同黑旗军作战，对黑旗军不给任何援助，反而把它的战绩作为自己的功劳上报朝廷，因此他们被升为这二省的巡抚。法国侵略军先后大举进攻山西、北宁，唐炯、徐延旭率领的清军几乎都是不战而溃退，放弃了他们所防守的各个据点。清朝政府还派了云贵总督岑毓英去指挥战争，这个以屠杀起义回民而发迹的军阀，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望风而逃。到了光绪十年二月（1884年3月）就只是在靠近广西边疆的越南境内还有点清朝官军。刘永福的黑旗军也退到了靠近云南边境的保胜（老街）。唐炯和徐延旭被革职拿问。
清朝政府对于刘永福的黑旗军采取什么态度呢？在官方的文书中，黑旗军甚至曾被称为“匪”。虽然为了利用黑旗军的武力，官方给过它若干枪械接济，但是“前后济刘（永福）洋枪不过五百杆，皆天津解粤之笨枪，弹药多不着火”。（注：唐景崧：《请缨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以后简称《中法战争资料》）第二册，页80。）四川总督丁宝桢在一个奏折中说穿了利用黑旗军是一个卑鄙的阴谋，他说，如果“该匪幸而获胜”，那么可以使越南感激中国，而由于黑旗军并不是正规的中国军队，又不至于使法国得到对中国寻衅的借口；如果黑旗军打不过法国人呢，“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 （注：《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页12。）甚至有的清朝官员认为黑旗军得胜是件危险的事，“若刘永福果终于胜法，又必骄悍难制，……各省亦须设防，是又岂浅鲜之害哉！”（注：《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九，页15。）在他们看来，让法国人歼灭刘永福这支农民军队，倒是更为有利的。
法国茹尔·费里的政府对于驻华公使宝海同李鸿章成立的协议还不满意，因此，它在向越南北部增强侵略军力的同时，改换了驻华公使，并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为专使到中国找李鸿章谈判。光绪九年五月间，特利古同李鸿章在上海谈判，八月又在天津继续谈判。在这期间，法军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订立法越顺化条约，要越南承认是法国的保护国。越南国王要求中国予以援助。在同李鸿章谈判中，特利古以绝交和开战要挟清朝在越南问题上彻底让步。李鸿章虽然主张妥协，并且承认刘永福是应该清除的土匪，但是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九月（1883年10月）特利古宣布中止谈判，因为这时法国已决心先用武力来把进入越南的中国军队赶走。到了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法国又通过普任天津税务司而同李鸿章关系密切的德国人德璀琳提出议和。一个月后，李鸿章同法国的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订立了《简明条款》五款。（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455。）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并把进驻北圻的各防营调回边界，法国商品可以由越南自由输入中国。至于刘永福的队伍，李鸿章采取听任法国人加以消灭的态度。他在上报简明条款的奏折中说：“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驻法使臣——引者）叠与该外部（法国外交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注：《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九，页50。）这个简明条款明显地违背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自动向侵略者打开了西南的大门，因而在官僚集团内部也引起了一片反对声浪，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完全同意这个条约，以为这样一来，就避开一次危险的战争了。
（二）中法战争之二：从开战到停战
越是想委曲求全地逃避战争，却越是免不了战争。光绪十年五月，在中法简明条款订定后不久，法国侵略军就向驻在谅山的还未接到撤防命令的清朝军队发动进攻，声称一定要清朝军队立即让出靠近广西边境的谅山等地。这回清军进行了反击，侵略军遭到一些伤亡，被迫后撤。法国政府通过它的驻北京公使向清朝政府提出极端无理的要求，说是中国应该为这次军事行动“赔偿”法国二亿五千万法郎（约合银三千八百万两），并且声称要以海军进攻中国。清朝政府不能不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到上海同新到中国的法国公使巴德诺进行谈判，并且寄希望于其他各国来主持公道。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从这时起一直成为中法间的斡旋和谈的中间人，他实际上是帮同法国人来向清朝政府进行讹诈。六月间，法国兵舰突然向台湾的基隆发动进攻，并登陆占领基隆炮台。督办台湾防务刘铭传的部队进行抵抗，击退了法军。当法军占领炮台时，法国公使声称，这是为了取得赔款的“质押”。曾国荃在上海的谈判没有结果。
从黑旗军刘永福的战绩来看，从谅山一战，基隆一战来看，法国军队并不那么可怕，这些事实使清朝的一部分官员反对求和，主张作战。但是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主要的当权派不但不采取备战的措施，而且还给敌人创造了进攻的有利条件。一支为进攻中国而来的法国舰队在这年的闰五月底（7月中旬）象进入自己的军港一样地驶入了福建的马尾军港。这时，马尾造船局创办以来已十几年，这个厂陆续造出的一些兵船，加上从外国买来的船只，已经形成一支除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外在当时说来还算有相当规模的福建海军。这支海军就停泊在马尾军港。福建的地方大员们（他们大多是李鸿章淮系的将领和官僚）居然把敌人引进自己的腹心要地。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国驻福州领事通告说，本日开战。马尾港内的法国舰队立即发动攻击，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在这里的全部中国船只（包括十一艘兵船和十九艘商船），并且击毁了整个造船厂。福建海军中的部分官兵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只能做到使几艘法国兵船遭到损伤。洋务派所建立起来的这支福建海军就这样地被自己的投降政策所毁灭了。
马尾的海战使得清朝当局无法掩饰战争实际上早已开始的事实，七月初六（1884年8月26日）朝廷下诏宣布对法战争，指出法国方面“先启兵端”，“衅自彼开”。（注：《中法战争资料》第五册，页518。）但是封建统治者并不真是动员一切力量来抵抗侵略，而是继续寻求使侵略者同意和解的途径。因此，从宣战起七个半月后，下诏停战。在这七个半月的战争中，法国侵略者并没有取得全胜，而且在陆战中还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投降主义的清朝政府却使得侵略者在谈判桌中得到了完全对他有利的和约。
法国用海军在台湾再次占领了基隆炮台，宣布封锁台湾海岸，并占领了澎湖。它的舰队又进攻浙江镇海海口，受到中国方面的炮台轰击，未能得逞。侵略军在陆战中受到了很大的失败。由于黑旗军横梗在从北越通往中国的云南省的路上，所以法国侵略军把主要的进攻方向放在广西方面。在这方面清方的主将，属于李鸿章淮系的广西巡抚潘鼎新，同被撤职的前任徐延旭一样，也继续采取逃跑主义，自动放弃谅山，逃进了镇南关（现改称友谊关）。侵略者乘机侵入广西境内，形成了严重的局势。这时曾任广西提督的七十岁老将冯子材奉命率部来到前线。他收集了溃散的兵勇，以积极进行抵抗的方针激励他的部下，并且在军事上作了反攻的具体部署。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在镇南关外，冯子材部同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使后者遭到了完全没有料到的重大打击。法军被歼灭的有千余人，全军仓惶后撤，连谅山也只得放弃。法军的这次失败的消息传回法国，不但激起了法国人民对于代表金融资本家利益的政府的强烈不满，而且引起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争吵。挑起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茹尔·费里的内阁因此而倒台。
但是在前方坚决抗法的官兵取得的胜利，却成了清朝政府用以进行乞和活动的资本。这种乞和活动在正式宣布战争以后事实上没有一天停止过。由于战争正在进行，清朝官员不便直接同法国人谈判，英国人赫德就更加成为不可缺少的中间人了。由赫德派到巴黎的金登干（也是个英国人）取得了代表清朝政府向法国政府进行和谈的全权。李鸿章一贯主张只要多少能保全“面子”就该妥协求和，在他看来，战争进行下去“大局将不可收拾”，（注：《李文忠公电稿》卷三，页60。）他完全支持赫德进行的活动。英国、美国、德国等国政府也都极力要促成以中国方面的妥协让步为前提的和议，因为他们既不愿意法国得到过多的胜利以致造成清朝统治的严重危机，更不愿意看见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当然会激起中国民族的自立精神，那是对侵略中国的列强都是十分不利的。法国在谅山方面大败以后，不得不稍稍降低议和的条件。清朝的投降主义者们认为，这是成立和议的最好机会。赫德这个代表英国利益，同时又代表侵略中国的列强的共同利益来管制清朝政府对外政策的角色，在这时也加倍地积极活动起来。金登干以清朝政府的名义在巴黎和法国政府签订了停战草约，其内容除停战外，重申在天津订立的简明条款有效，并规定中国从越南撤兵。于是在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1885年4月7日）慈禧太后颁发停战令。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订立正式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并且给予法国以在广西、云南通商的特殊权益，规定中国以后如在这两省修造铁路，要同法国人商办。投降主义者既不敢抗议法国并吞越南，又使法国侵略者打开中国西南边境大门的目的如愿以偿。由于侵略者在战场上失利而没有提出“赔款”的要求，并答应从基隆和澎湖撤兵，这使投降主义者感到是在“面子”上已经很过得去了。
在镇南关外击退法军的主将冯子材，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是农民起义的大叛徒张国梁的部将。他和其他一些将领虽然对战胜后的屈辱和议表示不满，但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退兵停战的命令。剩下来比较使清朝感到棘手的就是刘永福的黑旗军。法国人并没有能消灭黑旗军，就要求清朝负责加以解散，声称如果一天做不到这点，它就一天不交还澎湖。刘永福在中法战争期间同清朝官方已有许多接触，并接受了“记名提督”的官衔。战争结束半年后，光绪十一年八月（1885年9月）他终于按照清朝政府的命令率部撤退，当了福建南澳镇总兵。法国侵略者没有能够用武力排除掉的障碍，清朝当局就这样为他们排除掉了。跟随刘永福撤退的只是他的部下的一部分，留散在越南的余部中有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安世地区的越南农民领袖黄花探领导下的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刘永福虽然是农民起义风潮中涌起来的人物，但他抵制不了清朝当局官爵的诱惑。在中法战争以后，他成了个普通的清朝官员。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
在中法战争后十年，发生了中日战争，这次战争在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到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历时八个月。光绪二十年是甲午年，所以称为甲午战争。
这次战争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做了充分准备的。日本这个初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它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要求对外侵略扩张。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曾武力侵犯中国的台湾（见第十章第四节）。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国。这时，日本已经积极向朝鲜伸张其侵略势力，并且企图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光绪六年（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写呈天皇的一篇《邻邦兵备略》已经明确说明，为了准备对中国战争，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注：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杨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页43。）从1885年起，日本进行十年扩军计划。这个计划提前两年于1892年完成。光绪十九年（1893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作好了武力吞并朝鲜并进而同中国作战的准备。
日本的对外扩张活动，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略台湾的军事行动就有美国人做它的后台，这以后，美国一直想利用日本来为它充当侵入朝鲜和中国的助手，所以中日战争中，美国很明显地是站在日本的方面。英国想把日本用做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对于日本势力向朝鲜和中国的东北部发展采取鼓励的态度。在中日宣战前半个月，日本和英国在伦敦订立了新的条约。英国用这条约在实际上支持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在此以前，日本和西方各国所订的条约都具有不平等条约的性质，新的英日条约使日本第一次被认为是和西方列强具有平等地位的一员。
朝鲜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倾轧很厉害。日本侵略势力乘机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渗透到朝鲜内部。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一个有关朝鲜的条约，规定以后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互相通知。日本后来利用这个条约出兵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它先诱使清朝政府出兵朝鲜，表示“贵政府何不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注：《李文忠公电稿》卷十五，页33。）清朝政府得到日本的这种“保证”，又应朝鲜的请求，于五月初一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一千五百人进驻朝鲜京城汉城以南的牙山。这时，日本军队突然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大量进入朝鲜，五月初七（6月10日）占领了朝鲜京城汉城。在战争形势逼在眼前的时候，清朝政府没有丝毫认真作战的准备，却先后央求俄国和英国进行“调停”。英国既然站在支持日本北进的立场上，当然谈不上什么调停。至于沙皇俄国，虽然对于日本势力的扩张采取警惕的态度，但是在它看来，中国和日本间的战争有可能造成对它有利的机会，它宁愿等待这种时机的到来，而不愿采取任何步骤来阻止日本的行动。在清朝当局抱着靠国际调停避免战争的幻想的时候，日本动起手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首先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上击沉了装载着中国军队的一艘英国商轮，这批中国军队是李鸿章派到牙山去增援的。李鸿章从半殖民地的奴才心理出发，以重价租用英国商轮，以为可以得到英国国旗的保护。随船护航的北洋舰队的几只兵船，一艘被俘，一艘受重创，其中较强的一艘铁甲船在船长的命令下临阵脱逃。在实行这种海盗行为的同时，日本军队陆上由汉城方面进攻清朝军队，聂士成所部在牙山附近的成欢驿与日军稍一接触，即狼狈败退。驻扎公州为后援的叶志超部队也早已放弃阵地逃跑。聂士成部队赶上后，一起绕道北走，辗转到了平壤。
在海上、陆上遭到日本方面的突然袭击后，七月一日（1894年8月1日），清朝朝廷下诏宣战。同一天，日本也正式宣战。对于这场早已可以预料到的战争，清朝政府处于被迫应付的状态。
八月中旬，日本军队用一万多人分路进攻朝鲜北部的平壤，在这里驻有清朝军队左宝贵、丰升阿、马玉崑、卫汝贵等部和从牙山方面逃来的叶志超的部队。叶志超是李鸿章的亲信，李鸿章曾在奏折中夸奖他说：“叶志超所部，能以绿营抽调之兵熟精泰西操阵之法。”（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14。）这回他虽然在牙山败逃，但李鸿章却根据他的报告，认为他是一路打败了日本军队而到平壤的，所以任命他为驻平壤各军的统帅。在他指挥下，聚集了一万四千多兵力在平壤一城，只是筑垒防守，摆着挨打的架势。当日军进攻时，只有部分军队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将领中英勇奋战的是左宝贵，他在阵地上中炮牺牲。有的将领如卫汝贵率营遁逃，而统帅叶志超一看到战场形势不利，立刻树起白旗，命令各军一起弃城北走，把积储在平壤的大小炮四十尊，枪万余杆和一应粮饷都留给了敌人。溃退的清军除了被日军堵截杀死的以外，一口气退到了鸭绿江以北，实际上成了把敌军引入国境的向导。日本军队经过了一番准备后，在九月下旬渡鸭绿江攻入中国境内。守江的清朝军队近四万人，都不战溃退，使日军轻易地在几天内占领了沿江的安东（今丹东）、九连城等地，并且进据凤凰城（今凤城）。
与此同时，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在一次被迫进行的黄海海战中遭到挫折。北洋舰队从大连护航运兵到大东沟，在准备返航时，八月十八日（9月17日）为日本舰队所袭击。北洋海军由丁汝昌统帅，他担任此职已十四年，当时人认为丁汝昌是“畏葸无能，巧滑避敌，难胜统带之任”，李鸿章极力为他辩护说：“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53。）这次海战刚开始时，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的飞桥上。飞桥年久失修，在定远号发出第一炮时就被震断。丁汝昌自空中坠落，负重伤。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负起了指挥作战的任务。这次海战进行了一个下午，北洋海军参战的大小十三艘船中有两艘在战斗激烈时逃走，其中一艘还撞沉了自己的一艘船，有三艘被敌人击沉，其余七艘中，包括旗舰定远号，都遭到轻重不等的创伤。虽然如此，在作战中，有不少官兵很英勇，以邓世昌为舰长的致远号在舰只重伤，弹药用尽的危急时刻，开足马力向日本快舰吉野号撞去，不幸中鱼雷下沉，全舰二百五十多人壮烈牺牲。经远号舰长林永升指挥官兵奋勇作战，在竭尽所能地打击了敌人以后全船沉没。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在不利的形势下坚持战斗到底，终于使敌舰队不得不退却。日本共十二艘船的舰队并没有得到全胜，它的旗舰松岛号被打得陷于瘫痪，有几艘兵舰受重创，一艘较弱的船被击沉。但是这一战使李鸿章吓破了胆。他命令他的舰队从此全部躲进威海卫港口内，实行他既定的所谓“以保船制敌为要”的方针。（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53。）这实际上是保存自己的实力，等待战争结束的方针。他没有料到，就是这个方针导致了他的舰队悲惨地覆灭。
在给予李鸿章的海军最后一击以前，日本军队先袭攻了旅顺港。旅顺港是北洋海军的一个基地，它与山东的威海卫对峙，扼守着渤海的大门。光绪六年（1880年），在这里开始修筑炮台。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在旅顺口内修筑了供海军修船用的大船坞和相应的设备。到了战争发生时，在旅顺口已经修成了一系列的炮台，所用的大炮大多是从德国买来的。日本当时的兵力要从海上正面进攻，并不容易。它以海军运兵在花园口登陆，从后路抄袭。这时北洋海军已经再不出头露面，陆上也没有一兵一卒来阻拦，所以日军能够从容不迫地登上花园口，经由皮子窝而直扑金州。李鸿章在事后奏报说：“查旅顺一岛，孤悬海中，所筑炮台，专为备击洋面敌船而设。若论防守周密，必须于后路金州一带设立重兵。当无事时，莫不以为过计，且实无此财力。此次倭兵于金州东北之皮子窝登岸，本非旅顺海口守台兵将所能远防。贼已袭据金州，则大连湾和旅顺俱成绝地”。 （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九，页34-35。）其实，在金州和旅大，当时清军还有相当大的兵力，但是几乎所有的将领都相率放弃阵地，望风逃遁，因此敌军在攻占金州后，只用了两天，就占领了大连。当它在大连休整十天的时候，集中在旅顺的清方部队还有一万三千多人，但将领们仍然毫无主动作战的布置，都在各自图谋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和所蓄积的财富。所以日军在重新发动进攻时，只用了四天，就从不战而逃的清军手里拿下了旅顺。这是十月下旬的事情。在整个战役中，只有总兵徐邦道所率的六个营在金州附近和在大连、旅顺间进行了认真的抗击，虽然他的兵力很少，也使敌军受到若干挫折。可见如果所有的部队齐心协力地抵抗，孤军深入的敌军是难以得逞的。
两个月以后，日军以同样的后路抄袭的方法进攻威海卫。它的海军护送了两万多兵力在威海卫以东的成山角登陆。躲在威海卫港内的全部北洋舰队（大小兵舰十五般和鱼雷艇十三只）守定宗旨，不出来拦阻。登陆的日军十天后就进兵从后路攻占了威海卫港口南北两岸所有的炮台。防守炮台的军官们在敌军压境时纷纷不战自逃，只有部分兵勇自发地进行抵抗。在岸上的所有炮台都落到了敌人手里时，敌人又用海军封锁了东西港口，港内的北洋舰队就成了瓮中之鳖。他们的唯一希望是陆上的反攻，但是清朝当局根本没有反攻的布置。这时，威海卫口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里，如果配合上刘公岛上炮台的威力，港内的舰队全力冲击突围，也还不是不可能。但是军官们不敢下这决心。在北洋海军中有不少洋员，他们都主张投降。其中主要的是担任海军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禄和担任顾问的美国人浩威，他们和有些清朝军官勾结起来，唆使刘公岛上的兵士们哗变，并且胁迫丁汝昌采取投降的步聚。丁汝昌这时已无力统帅全军，也不敢承担投降的罪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杀。其他将领在洋员的指使下向敌人发出了由浩威起草的投降书。于是北洋海军的尚存的十一艘兵船和刘公岛的炮台及一切军资器械都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里（1895年2月）全部完好地成了敌人的战利品。
渡过鸭绿江的日本军队分途向辽阳进军。除聂士成和依克唐阿所部在凤城以北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以外，其余各军几乎都是敌来即逃。只是由于日本在这时要分兵进攻旅大和威海卫，所以它在辽东方面没有迅速展开攻势。中国在辽东的军队数量大于进犯的日军，而且各地人民群众已有自动起来打击敌人的，如果各军在统一指挥下有力地进行反攻，至少能使侵略军陷于困境。但是清朝军队最多只能在敌人进攻时进行消极的防御，而在敌人停下来休整待机的时候，他们也但求暂时无事，坐对敌人无所作为。到了旅大失守以后，日军在辽东先后攻占了海城、盖平，于是不但辽阳、沈阳受到威胁，而且从营口、牛庄直到辽西的锦州都大为震动。
到这时，李鸿章的淮军势力的腐朽无能已暴露无遗，它无论在海上和陆上都每战必败。湘系的势力乘机起来攻击李鸿章，企图取而代之。这时，湘系的最大军阀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他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被朝廷任为钦差大臣，驻山海关，担任统帅。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四川提督宋庆任他的副职。当日本军队渡过鸭绿江时，宋庆是驻防江边不战而退的各军的统帅。吴大澂则是个进士出身的文官，擅长金石考古，自鸣风雅，还自以为懂得军事。刘坤一、吴大澂从湖南、湖北、安徽调动了不少军队出关，加上原在关外的军队，声势很大，似乎可以扭转形势。
他们的计划是首先收复海城。吴大澂、宋庆都亲自到海城附近。他们用来向海城敌军进攻的有一百余营、六万多人的兵力。但是由于将官指挥无能和部队腐败，并没有能进行有效的攻击，反而在敌人的反扑下全部溃退了。敌人先占领了海城以北的鞍山，然后西向占领牛庄。牛庄由号称能战的一部分湘军据守，但战斗不到一天就失掉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身在牛庄以西九十里的田庄台的吴大澂慌了手脚，立刻率军西逃。带了三万兵力屯驻营口的宋庆也连夜跟着退却，把营口丢给了敌人。宋庆所部退到田庄台时遭到敌人围攻，损失惨重。他的余部会合吴大澂部一起退到了锦州附近的石山。看到这样的几万部队的大溃退，清朝政府惊慌失措，认定锦州到山海关也将是无法防守了。
为什么在战场上每战必败？当时日本的军备，在数量上，其实并不比中国强。以海军说，日本海军所有的舰数与总吨数同李鸿章所掌握的北洋海军大致相当，而且中国除北洋海军外，还有规模较小的南洋海军和福建、广东的海军。可是到了战争临头的时候，李鸿章却极力夸张敌人的力量，而把自己经营多年的海、陆军说成不堪一战。他说，日本的兵舰新，行驰速度比中国的船快得多，日本陆军的枪炮也比中国的“精而且多”。他说：“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注：《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61。）照李鸿章说来，武器装备的状况注定了中国必败。但是战争进行的实际情形表明，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并不是由于跑得慢的原因，陆上战争的失败同样也不能归罪于武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一向抱着决定战争胜败的唯一因素是武器的观点，他们的唯武器论的实质就是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这在甲午战争中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四）中日战争之二：议和与反对议和的舆论
失败主义是和投降主义形影相随的。掌握朝廷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其实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但他们找不到办法使日本同意停战。在战争进行了两个月的时候，慈禧太后重新起用她在十年前罢免了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以代替庆亲王奕劻。当时有些朝廷大臣因为感到奕劻贪庸无能，所以坚决主张起用奕。这个富有“洋务”经验的亲王，一上台后，立即同李鸿章一起分别向英国和俄国的驻华公使联络，希望他们出面进行“调停”。英国、俄国各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急于使日本停战。英国这时曾向美、俄、法、德提出由各国共同进行调解的建议。这个建议特别受到美国的反对，英国也就罢手了。美国之所以反对这建议，因为它的政策就是让日本得到充分的胜利后，由它来独家经理中日间的和议。
恭亲王看出了美国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在十月初就经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呼吁美国政府来调停。田贝和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根据美国政府训令开始在中日间做了些联系传话的活动。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和议的条件。为了使这个德国人有正式的身分，还给了他以头品顶戴。正在日本军队攻下旅顺口的时候，这个德国人携带了李鸿章求和的亲笔信来到日本，日本政府拒绝同他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美国人要清朝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经过美国人居间进行了一番斡旋后，清朝政府决定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曾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为代表到日本去。这两个官员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到达日本的广岛，在日本住了十多天，这正是日军攻占威海卫，聚歼北洋海军的时候。日本方面仍拒绝同这两个代表谈判，理由是他们并未由清朝政府授与谈判的全权。张荫桓和邵友濂没有能从日本人那里探听到一点讲和的条件就被实际上驱逐回国。
日本方面又经过美国人向清朝政府说，必须改派“声望甚尊，声名素著的大员，给与十足责任”，方可进行谈判，而且还表示，日本将不仅要求赔款，而且要求割地，所以清方的代表必须是有权订立这样的条件的大员才行。日方还透露，他们所中意的大员就是奕或李鸿章。这时，清朝政府已经自认一败涂地，为了求得停战，不惜任何代价，所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到日本乞和。李鸿章率领了大批随员在二月间到达日本的马关，随行的人员中有几个美国人，其中主要的一个是科士达，此人曾于1892-1893年任美国国务卿，在张荫桓和邵友濂到日本时已被清政府聘为顾问。这些美国顾问所起的作用就是使李鸿章的代表团老老实实地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
以李鸿章为一方，以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为另一方的马关议和在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日本方面拒绝先停战，再议和约，所以战争状态仍继续存在，虽然事实上日本已经没有力量立即进行新的战役。由于有个日本浪人开枪打伤了李鸿章，谈判日程拖延了些时间。三月初五，双方成立了以二十一天为期的停战条款。接着日方才提出了他们的和约底稿，并且威胁说，和议不成，就要重新进行战争，进攻北京。伊藤博文向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他在李鸿章养伤的时候，被任为钦差全权大臣）说：“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命令一下，七十艘运送船，搭载大军，轴轳相接，直往战地。如此，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再深切言之，谈判破裂，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天津大公报馆1932年版，页317。）这种威胁，对于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朝当权派是很有效果的。在李鸿章伤愈后，同伊藤博文进行议和条款的谈判时，他们间有如下一段谈话，（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页324。）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如何咄咄逼人，一方面是如何俯首听命。
伊藤：停战多日，期限甚促，和款应从速定夺，我已备有改定条款节略。……中堂（指李）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 伊藤：时限既促，故将我所能做到者，直言无隐，以免多方辩论。
这样，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就完全按照日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注：当时马关签订的有《马关新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停战展期专条》二款，一般总称为《马关条约》。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614-618。）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添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口岸。条约中还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并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享受与进口货物一样优待的权利。这一条当时对日本说来，并不是现实的需要。可以说，这一条是按照支持日本的美国和英国的意愿而订立的，因为根据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这种规定，其他国家都能一体享受，而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就是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使中国成为他们进行工业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场所。
从中日甲午战争一开始起，在朝廷中，在官僚集团中，在社会上，都有谴责战争不力、反对乞和的呼声。对于这种呼声，应当加以分析。
光绪皇帝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形式上已经执政五年了，但用人、行政大事其实还是由慈禧太后决定。李鸿章是慈禧太后所宠信的。光绪帝所最亲信的大臣翁同龢一向对李鸿章揽权太大不满意。朝鲜问题和中日战争为他和别的某些大臣提供了攻击李鸿章的机会。因此在官僚集团中就似乎出现了受到皇帝支持的主战派和受到太后支持的主和派的对立。但其实这种两派之间的对立并没有超过宫庭和官僚集团内部在通常情况下因争权夺利而引起的互相倾轧。
懦弱的光绪帝丝毫不敢违抗太后的意志。军机大臣中的翁同龢、李鸿藻等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扭转局势的主张，他们只能满足于在军事失败时给李鸿章以这样那样的处分，但剥夺不了他的权力。在日本方面选定李鸿章作谈判的对手时，他们也就乘机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李鸿章去负担。翁同龢这时只是主张宁可多赔钱，不能割地。等到马关条约签订时，这些主战派的大臣们都噤声不响，承认了既成的事实。
朝廷中不少较小的官员，包括本来只是空发议论的御史，纷纷上奏主战，在和约订立后也表示反对。他们的大部分议论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战败乞和的责任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个人。有的说：李鸿章“以洋人得功，遂终身以洋人为可师”，“此次战争实为李鸿章因循怠弛所酿成。”有的说：“李鸿章志存和局，致诸将观望不前。”有的骂李鸿章是“老悖糊涂之人”，是“内奸”。有的说日本之所以“明目张胆如此之横者，皆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也”。（注：以上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此书以后简称《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61、109、327及第四册页33等处。）他们这样猛烈地攻击李鸿章，以为似乎只要去掉李鸿章一个人，一切事就好了，这不过是痴人说梦。他们并不是认真反对投降主义，所反对的只是李鸿章的投降主义。
有些所谓主战派官僚提出了极其荒谬的主张。例如礼部右侍郎志锐，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都提出过送给英国几千万银子以“联英伐倭”的主张。两江总督张之洞向来慷慨主战，但他又是个极力主张求援于英、俄的人。马关条约订立后，他立即表示反对，他提出的办法仍然是“速向英、俄、德诸国恳切筹商，优与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酬，绝不吝惜”。 （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页370。）这种为了反对这一个强盗而向另一些强盗卖身投靠的主意，同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并没有原则的区别。
用湘系力量来代替李鸿章，事情就好了吗？吴大澂率兵出关时，大言不惭地声称胜利在握，但一到战场上就现出了是个可耻的逃兵。刘坤一没有指挥打过一次仗，当时人说他：“顿兵于关门而毫无振作”。 （注：《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502。）又有人这样描画他：“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讹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悖谬如此”。 （注：《中日战争资料》第五册，页496。）这些口头上的主战派当然不能真正反对投降主义。
任何反动统治势力都不会心甘情愿地走下坡路。对于清朝政府说来，被日本这样一个初兴的岛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以赔巨款和割重地来苟且偷生，实在是一口难以咽下的苦水。但是封建统治阶级这时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再也产生不出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那一类比较认真的主战派了。从他们中发出的破落户的愤懑，“尊王攘夷”的空谈和对于实行投降政策的负责官员的咒骂，其实不过是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孪生子。张之洞等人的上述主张更是表明封建统治者已经有意识地想走半殖民地的道路来保全自己的地位。
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阶级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初起的软弱的资产阶级面对这种危机，也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形成了反对投降主义的社会舆论。前面已经说过（见第十章第六节），直到甲午战争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经济上、政治上独立的阶级，他们的发言人多半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同买办商人有联系的文人。他们发出的呼声在内容上往往同上述官僚分子的议论有相通处，但毕竟还是有自己的特点。这种同没落地主阶级的愤懑和空谈有所区别的资产阶级倾向的反投降主义舆论的出现，是以往几次中国遭到侵略战争时所没有过的现象。
上海成为这种舆论的中心。这时，北京、天津、上海间已通电报，所以京城消息能很快传出来。上海已有的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沪报》，都是英国、美国人投资创办，有买办商人参加，由中国文人编辑。这种报纸固然不可能以独立的资产阶级立场评论国事，但通过这种报纸，战争与议和的真象比较广泛地为社会人士所了解。执笔的文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市民群众的观点。他们主张对日本作战采取积极的方针，虽然他们所提出的办法（例如把哥老会等秘密会社的力量动员起来出兵打到日本去）（注：当时报纸上发表《论防倭不如剿倭》、《论中与日战宜出奇兵以乘之》等文。见阿英编《中日战争文学集》，北新书局1948年版，页25、27。）不切实际，却也表示了对清朝当局消极挨打的政策的强烈不满。他们愈来愈感到战争失败的根源在于清朝统治的腐败。他们写道：“盖我中国数十年来，凡秉钧衡，都系伴食，其于四方之凭陵侵削，置若罔闻，得失是非，付之不顾……”。“自通商而后，虽同文馆立于京师，方言馆建于上海，武备学堂置于天津，水师学堂立于金陵，各省复设机器、船政、轮船、电报等局，要皆虚应故事，徒糜经费”。 （注：当时报纸上发表《论防倭不如剿倭》、《论中与日战宜出奇兵以乘之》等文。见阿英编《中日战争文学集》，北新书局1948年版，页30、56。）清朝当局的乞和活动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奉命赴日本的张荫桓、邵友濂路过上海，他们奏报说：“迨行抵沪上，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诋諆，互相传播”。 （注：《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442-443。）以上海为中心的这种群众性的舆论预示着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治运动即将兴起。
正在北京应考的康有为起草了一个反对议和的万言书，邀集各省应考的举人一千多人，准备联合向朝廷呈递。由于马关条约已经签订，这些为求做官而来的人绝大多数是三分钟的慷慨派，也就以为“成事不说”，纷纷散去。但康有为的这份万言书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的主要内容，如他的学生徐勤所说是：“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盖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也”。清朝当权派认为非和不可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日本将打到京城；康有为则主张，为了下决心打下去就要迁都。类似康有为的这种主张，在官僚集团中也有人提出过，但当权派根本不加考虑。康有为的万言书的内容最主要的特点是“变法”。他说，迁都、练兵等等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根本的“立国自强之策”则是变法。关于怎样实行变法，康有为提到，要准许民办各种机器工业、民办轮船、铁路的运输事业，要鼓励商会。他说：“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后此书简称《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页146。）康有为总结他的变法主张说：“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力图自强……何至含诟忍耻，割地款于小夷哉？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苟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后此书简称《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页153。）康有为的这番主张，是从和战问题出发，初步地提出了一个按资产阶级要求改变国家面貌的纲领，这同仅仅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出发，并把战败乞和的责任归罪于李鸿章一人的主战论是有明显区别的。
（五）中日战争之三：保卫台湾的斗争
康有为的万言书虽然提到了“四万万之人”，但如何把这四万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动员起来，他是提不出办法来的。
有几个奉天（辽宁省）举人向朝廷奏告说：对于日本侵略者“奉天人民无不痛恨，贼（指日本侵略者）虽百计利诱，犹皆私立团防以拒之，若果因势利导，则遍地皆兵，而贼到处掣肘”。（注：《中日战争资料》第四册，页38。）这所谓“私立团防”，就是说，不是官办的。在辽东的岫岩东南的桂花岭，“居民皆习淘煤，俗呼为煤黑，连村数十，自练乡团”，对于来犯的日本侵略军，“乡团极力堵御，以抬枪毙贼无算。自十月中旬至下旬，相持甚久”。（注：《中日战争资料》第一册，页113。）封建统治者在对外打仗时，不可能真正发动民力。第一，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枷锁使人民动员不起来，特别是封建的军队的扰民行为直接阻碍了战区人民的发动。一个奉天府丞这样说：“兵于贼将至之时，或托言击贼而先逃遁，或扬言贼至而先肆掠，奸人妇女，抢人财物。故人不曰被贼祸，而曰遭兵劫。离散人心，莫甚于此。”（注：《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363。）第二，封建统治者利用民力的办法是由官方指定的地主绅士办团练，这种办法只是束缚人民的手脚，而不能真正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在中日战争中，辽东和山东的战区，只有个别地方有下层人民群众的自发的斗争。
从马关条约订立后保卫台湾的斗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下层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反对侵略者的巨大力量，封建统治者中的投降主义者固然只能出卖人民，他们中宣称主战的人也只是空谈，而资产阶级倾向的爱国者也不能同下层人民群众在一起坚持斗争。
台湾在中法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为一个行省，在这以前是属于福建省的一个道。建省后第一任巡抚是刘铭传，他在台湾修建了铁路、电报线，设制了一些军事防务。继任的邵友濂，在中日战争发生后害怕战争波及台湾，设法让朝廷把他调离。于是原任台湾布政司的唐景崧便升任为巡抚。唐景崧在十年前中法战争时，任吏部候补主事，自告奋勇到越南北部同刘永福联系。他主张利用刘永福的兵力，实际上是要把黑旗军这支产生于农民起义的部队纳入清朝统治者的轨道。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由此而在官场上步步上升。刘永福在中日战争开始时，由广东南澳调到台湾，他手下只有两个营，以后在台湾逐渐扩充到八个营。由于他在中法战争中声名很大，这时朝廷里也有人想到他，有过把他调到北方去参加作战的打算，但没有成为事实。唐景崧虽然同他是老相识，但在台湾却极力排挤他，生怕巡抚的位置被他夺去。唐景崧让自己的亲信部队驻守台湾北部比较富庶的地区，而要刘永福以帮办台湾军务的官衔驻守台南。
唐景崧自命懂军事，其实只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他的腐朽的官僚习气不次于清朝的其他封疆大吏。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底，当李鸿章已在马关开始进行乞和谈判的时候，日本以海军轻易地攻陷隶属台湾省的澎湖岛。台湾形势大为紧张。台湾要被割让的消息也渐渐传出来。唐景崧电奏朝廷，反对割让台湾。怎样避免割让台湾，他在马关条约订立后向朝廷提出了个“妙计”，说是“如全台许各国为租界，各认地段开矿，我收其税，彼利益均沾，全台将益繁盛，而各国有租界，商本萃集，自必互禁侵扰”。（注：《中日战争资料》第六册，页387。）唐景崧的想法显然是，如果台湾为日本独吞，他立刻当不成台湾巡抚了，而如果让列强在台湾“利益均沾”，他还可能保留自己的地位。他出的这条荒谬的主意虽然未能实现，但是这条主意实际上就是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在全国实行的办法。
台湾省各阶层人民对于马关条约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唐景崧电告总理衙门说：“城（指台北城）内外已竖旗聚众，台变在俄顷，崧命在旦夕，危不可言”。（注：《中日战争资料》第四册，页95。）又说：“纷传和约已画押，有割台一条，台民汹汹，势将哗变，恐大乱立起”。（注：《中日战争资料》第六册，页384。）在因为被自己的政府所出卖而愤怒的人民群众面前，唐景崧怕得要命，他怕这种愤怒首先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是不敢同台湾省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虽然他曾向朝廷吹嘘说：“臣职在守土，倭如攻台，战事死生以之”。（注：《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488。）
清廷派出的割让台湾的专员李经方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九日，在靠近基隆的日本兵船中，同日本人签定了交接台湾的字据。在这以前，清政府已经命令唐景崧和在台湾的大小文武官员撤离台湾。但是唐景崧没有立刻就走。先几天因为他还幻想由于国际干涉而可能不割让台湾，后来又因为他被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人民群众所包围，跑不了。
反对割让，反对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已经成为沸沸腾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开始时是由一些地方绅士所领导，其中最著名的是丘逢甲。他是台湾苗栗县人，考中过进士，但没有做官，甲午之战时三十一岁，就其思想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一个知识分子。战争发生后，他以绅士的资格组织团练，后改称义军。事实虽然使得以丘逢甲为代表的爱国绅士们不能不对清朝政府绝望，但是他们还是想把唐景崧挽留在台湾，做他们的领袖，以为可以依靠他的兵力。
日本侵略军在五月初六由基隆以东的底澳登陆，经由三貂岭、瑞芳而指向基隆和台北。唐景崧不愿依靠熟悉地形的本地人的武力，而他自己从广东招募来的队伍，缺乏训练，没有纪律，多数遇敌溃散，只有少数队伍还能抵抗一下。到了十二日，有一群溃兵进入台北城，纵火劫掠，造成了混乱的形势。唐景崧并不设法安定局面，却化装溜出台北，搭乘英国船逃到厦门去了。
唐景崧的逃跑使日本人唾手而得基隆和台北。这时台湾省各地群众武装组织还在纷纷起来活动，但是同这些武装组织有联系的丘逢甲认为大势已去，在唐景崧逃走后不到两个月，他也和他的全家一起离开台湾，跑到广东去了。
继续抗击侵略者的义军的领袖，最著名的有徐骧，他是苗栗县的一个庠生。他和本县的另一个庠生姜绍祖，本县的一个生员吴汤兴各自率领了一支义军，在新竹、苗栗一带抗击由基隆、台北南下的侵略军。他们都是比较接近下层群众的年青知识分子，姜绍祖只有二十二岁，他们所领导的义军主要是由农民群众组成的。他们在战斗中得到了在台南的刘永福的支持。
刘永福这时是留在台湾的清朝最高的官员。在台北失陷后，刘永福发出布告表示要和台湾省人民一起坚持战斗。闰五月初，日本兵舰进攻台南的门户安平口，刘永福亲自率兵防守海口，日本人没有能在此登陆。因此，日军只能在陆上一步步由北向南推进。刘永福派出一部分军力和徐骧等人的义军在台湾中部配合作战。参加作战的还有原来被称为“土匪”的简精华、林义成、黄荣邦的部队。刘永福的黑旗军和群众武装队伍都打得很勇敢顽强。但他们采取的是死守一个个城市的办法，他们只能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付出严重的损伤做代价，却无法阻止一个个城市为敌人所占领。义军领袖吴汤兴、姜绍祖和刘永福的部将杨紫云、吴彭年、杨泗洪等先后英勇地战死。日本军队占领了台中等地并向台南进攻。徐骧也在坚守台南城北面的门户嘉义城时战死。同时，日本海军又在台南以南的打狗登陆，攻陷打狗的炮台。
刘永福并不是真正有在台湾作战到底的决心。看到战场上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刘永福送信给日本方面，表示“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并且提出两条要求，即一、要求日本“厚待百姓，不可践辱”，二、要求日本用船把刘永福及其所部“载回内地”，尤其可耻的是，刘永福在给日本人的信中竟说：他的部队都驻在台南城内，“决无由我动兵攻击之行动”，而台中各地的战事都是“台湾土人”干的。（注：《中日战争资料》第六册，页495、496。）日本人在回信中傲慢地拒绝了刘永福提出的条件，要刘永福自己到日本军中来乞降。刘永福骨头已经软下来了，再也硬不起来。他在九月初也同唐景崧一样，抛弃了他在台湾的部下和台湾人民，化装逃上一个英国轮船，用重金贿赂轮船主把他送到了厦门。有人曾向刘永福建议退入内山，坚持战斗，但他不能这样做。刘永福早已为封建官僚集团所同化，正如当时有人评论他所说的，“其富贵功名之愿已遂，室家妻子之恋难忘”。（注：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资料》第一册，页138。）他是不可能同台湾坚持斗争的人民真正结合在一起的。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整个台湾，但是从台湾各族人民中兴起的反抗斗争仍然连续不断。领导群众起义的著名人物在最初几年间先后有林大北、陈秋菊、柯铁、简大狮、詹阿瑞等人。日本人的著作中说：“第一次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面临着汉族的强力反抗，就不得不首先确保自己的军事警察的统治。最初实施军政，凭借军队的力量执行一切政务，同时对反叛军队进行讨伐，但这并没有获得成功”。在1898年后“完成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台湾才告‘平定’”。在所谓“特殊的警察制度”下，“和人民直接接触的官吏只有警官”，同时还实行“保甲制度”这种“利用居民连坐负责来维持治安的封建办法”。（注：小山宏健：《日本帝国主义史》第一卷，许国佶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页106-107。）但实际上，在日本占领台湾的五十年间，台湾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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