踌躇满志驭三军，热血豪情赤诚心；
祸起萧墙临大辱，含悲离别中缅印。
话说1944年9月4日，史迪威在印度新德里见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虽然史迪威已身为上将，但仍然十分尊重赫尔利，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很有实力和影响的人物。
赫尔利生于1883年，与史迪威同岁，早年从事律师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军事使节在欧洲服役，显示了巧言善辩、纵横捭阖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在1929年至1933年的胡佛总统任期内，他作为共和党的活跃分子担任了陆军部长职务。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以后，他再次担任协调同盟国关系的军事使节，被授予少将军衔。
史迪威与赫尔利有过一些愉快的交往。1943年11月，赫尔利为安排开罗会议事宜曾到过重庆，并在史迪威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赫尔利当时告诉史迪威，在美国人们把他称作“中国的救星”。赫尔利还对别人说：“我和史迪威的立场完全一致。”史迪威也对赫尔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称他是“真正的美国人”，并把他的重庆之行喻为“吹来一阵清风”。
正因为如此，当马歇尔和史汀生准备推荐赫尔利来华并征求史迪威的意见时，他未加思索就表示同意，还充满幽默感地说；“要做出美味的法国大菜既少不了油也少不了醋。”这醋当然就是“醋性子乔”，这油就是曾作过石油巨商、办事圆滑的赫尔利。
史迪威和赫尔利在新德里的会见非常融洽。赫尔利用夸张的口气告诉史迪威，他将“敲着桌子”向蒋介石提出美国的要求：第一，中国内部必须团结；第二，中国必须授予史迪威统一指挥在华军队的全权。只有当蒋介石同意合作，才会进一步谈论美国将在经济上给中国哪些帮助。
9月6日，史迪威和赫尔利一同飞抵重庆。
9月7日上午，蒋介石分别会见了史迪威和赫尔利。同史迪威的会见安排在9点半，赫尔利安排在11点。“为什么先见我呢？是握手言和？”史迪威揣摩着蒋介石可能的意图。
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很温和，说话的口气好像明天史迪威就要履行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了。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他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迄今为止，我的工作100％是军事性的，但如果担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那就只有60％是军事性的，40％则是政治性的。如果我要使用共产党人，他们必须承认国家军事委员会的权威。他（蒋介石）会经常向我提出建议。他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客气。他对我绝对信任。”
显然，蒋介石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共产党问题，他担心共产党与美国人建立联系会削弱他的独裁统治，而不管这是否有利于抗日。史迪威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一篇笔记中写道：“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共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大众把共产党人当作唯一可见的希望来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戴笠的盖世太保，贪婪、腐败、任人唯亲，无价值的货币，可怕的生命浪费，无视人权。”史迪威认为，共产党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支斗志昂扬的抗日力量，向这支部队提供援助，符合中国和同盟国战胜日本的共同利益。即使从暂时的利益来看，共产党部队向华北出击，也是挫败日军“一号作战”的一项重要措施。
赫尔利在同蒋介石会见时，向他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希望他能像英美两国授权艾森豪威尔统一指挥欧洲战场的盟军那样，让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并给他以充分的信任。蒋介石用十分冷漠的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是怎么做的。史迪威和艾森豪威尔的地位确实有着很大区别，艾森豪威尔的麾下有140万美国军队，史迪威手下只有9万多美军人员，而且除了加拉哈德部队以外没有别的地面作战部队。因此，用这种类比的办法，是无法说服蒋介石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赫尔利同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初步交涉，双方分歧的焦点集中在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上。9月8日的会谈一开始，宋子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委员长必须掌握租借物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赫尔利明确地告诉宋子文：“不同意。”而且让宋子文用大写字母把这个词写在文件上。史迪威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多次表示“原则同意”授予他指挥权，却迟迟不肯采取任何行动，其目的不过是想用一张空头支票换取对美国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他认为：“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还有什么用呢。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
在初步交涉的基础上，赫尔利经与史迪威磋商，拟定了需要商讨议定的10个问题：第一，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标是促进中国所有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打败日本，赢得中国的解放；第二，为支持中国的目标，与中国合作以使同苏联和英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协调；第三，把中国所有军队统一于大元帅的领导之下；第四，集中中国的所有资源用于战争目的；第五，支持大元帅在民主基础上为中国政治统一所做的努力；第六，提出目前和战后中国的经济计划；第七，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前线指挥官的权限；第八，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大元帅参谋长的权限；第九，准备拟制指挥系统表；第十，讨论今后对中国租借物资的管理。
9月12日，史迪威和赫尔利再次会见蒋介石和宋子文，正式递交了这10个问题。宋子文提出，“民主”这个词含义不清，有附加条件之嫌，要求删去第五条中“在民主基础上”一段。蒋介石表示，同意前六条；第七至第九条关于史迪威权限的问题，应由一项“国际协定”来予以规定；第十条关于租借物资，必须交给他掌管。史迪威和赫尔利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应按照华盛顿的意见，在重庆成立一个有中国代表参加的美国委员会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这次会见之后，史迪威一面让赫尔利起草关于“前线总司令”的任命和权限的文件，以便继续和蒋介石谈判；一面开始着手出任前线总司令的具体准备工作。
他草拟了一份大体的工作计划，内容包括：与第一战区司令陈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召开会议，调整对日军“一号作战”的防御部署；组织部队在宜昌、洛阳、山西向日军后方发动进攻；去延安与共产党人协商，使其部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并由成都机场向他们空运物资；挑选部队集结和训练地点，以使美械装备的中国部队达到60个师，等等。
他还起草了一份一旦就任前线总司令后，发给各战区和各集团军长官的通电。在那里面，倾吐了他对中国军队的肺腑之言和殷切希望。他写道：“我希望你们把我看成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我的唯一想法就是打败日本人，使中国强大起来，赢得自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精良的军队。”“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让一“外国人来干？’我要你们别那样来看我。我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走遍了全国各地，我尊重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品格，我目睹了中国士兵作战，我一直和他们、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虽然史迪威对蒋介石能否授予他真正的指挥权表示疑虑，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和希望地准备着率领中国军队同日军进行生死搏斗。因为他“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抱有信心”，认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崇尚民主的……，他们诚实，节俭，勤劳，乐观，独立，坚韧，友善，谦恭。”问题在于“受到了不当的管理”。他希望能以他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状况，挖掘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伟大力量。史迪威充满了豪情和壮志，但也不免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当史迪威在重庆忙于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艰难交涉的时候，派往前线的美军联络官不断给他发来关于广西和云南的战况。桂林危机，龙陵危机，一个个坏消息揪动着他的心。如果前线一败涂地，他就是就任总司令也难有回天之力。9月14日上午，史迪威飞往桂林视察那里的防务情况。
这时，日军在占领湖南各要地之后，继续按照“一号作战”计划向广西进犯。就在史迪威到达桂林的当天，全州失守，广西的门户洞开。广西境内有许多第14航空队的机场和美国租借物资的仓库，是日军打通印度支那的最后屏障，一旦失陷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史迪威找来了负责广西方面作战的张发奎，向他了解了目前的情况。张发奎告诉他，日军占领全州后，距桂林仅有100多公里了。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桂林外围的几支主力部队。“为避免不利态势”已经撤走，而让仅有的3个师在桂林城关门死守。后来，史迪威又从白崇禧那里了解到，蒋介石的意图是：“在桂林坚持两个月，等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打出个结果来。”为了挫败日军对广西的进攻，史迪威回到重庆后起草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主张在坚持某些阵地防御的同时，组织有力部队实施机动作战。这样即使不能击溃日军，至少也不会在自己设的“捕鼠器”里困守待毙。
由于张发奎无法抽调兵力保卫美军机场，史迪威经与陈纳德商量之后，决定除留下一个机场给桂林守军空运武器弹药外，其他机场全部炸毁，美军人员和装备撤往昆明。
当天下午，史迪威离开桂林飞往昆明，派驻中国远征军的联络官米德尔顿向他汇报了滇西前线的情况。此时，驻缅甸日军的英帕尔作战已遭到失败，随后经调整兵力。向中国远征军发起了反击，龙陵和腾冲一带的战况十分紧张。不过，尽管远征军伤亡很大，作战十分艰苦，但仍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第二天上午，史迪威从昆明飞回重庆。
9月15日，当史迪威回到重庆时，赫尔利已经拟好准备提交给蒋介石的两份文件，一份是对史迪威出任前线总司令的任命书；一份是关于史迪威职权的指示。按照这两份文件，史迪威将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所有在华的陆军和空军；享有按照中国的法律奖励、惩罚、任命和罢免军官的权力；享有改编、合并、调动和部署军队的权力；享有发布战斗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权力，等等。史迪威对这些内容感到满意，他认为没有这些规定是无法真正行使指挥权的，赫尔利也正是根据他的要求起草了这些文件。
近中午时，史迪威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要他和赫尔利一同到委员长官邸去。史迪威赶到后，蒋介石非常严厉地对他说，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必须在一周内向八莫发动进攻，以减轻龙陵方面中国远征军的压力，否则，他就要把远征军撤回来用以保卫昆明。几天前，蒋介石已经提出要驻印军进攻八莫，但史迪威认为，驻印军占领密支那以后，部队伤亡很大，极度疲劳，必须休整一段时间才能继续作战，因此，他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时，远征军已在前一天攻占腾冲，全线只有龙陵一个点的日军尚在顽抗，情况远不至那么危急。史迪威与蒋介石进行了辩驳，他提出如果云南真是那么危急，可以把包围陕北的胡宗南部队调来增援。蒋介石再次怒气冲冲地表示，他要撤回滇西的远征军。
回到驻地后，史迪威马上给马歇尔发去了一封电报，报告了桂林前线的情况和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他写道：
第二天下午，史迪威和赫尔利同宋子文举行了会谈。宋子文仍然坚持要由蒋介石掌握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并说这是一个大国的尊严，由美国人控制租借物资侵犯了这种尊严。这个问题确实十分复杂，当时美国向英国、苏联提供的租借物资，都是由受援国管理，唯独给中国的租借物资要由美国人负责分配。不过，英、苏两国都不存在国内冲突，中国则不同。史迪威和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如果把租借物资控制权交给蒋介石，就无法保证这些物资都用于对日作战。蒋介石会把大部分物资囤积起来，以便在战后用于对付共产党和国内的其他政治对手。赫尔利驳回了宋子文的要求，他说：“请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它们，我们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这里也牵扯到1.3亿美国人的尊严问题，正是他们为此付了税。”宋子文一脸尴尬，史迪威则认为“帕特说得好哇”！
会谈未取得结果，史迪威把宋子文留下来，“开诚布公地”与他进行了个别交谈。自从1943年9、10月间，宋子文鼓动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失败以后，他隐退了半年多时间。直到1944年6月华莱士来华，宋美龄、宋蔼龄姐妹出访南美，宋子文才公开露面，充当蒋介石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中介。在隐退的那段时间里，宋子文曾托人给史迪威带活，希望史迪威能给他以理解，说有些事情他是受蒋介石之命而做的。因此，史迪威仍把他当作“朋友”。
史迪威按照他与赫尔利商定的两份文件内容，坦率地向宋子文谈了他对前线总司令职权的想法，并建议由陈诚任军政部长，白崇接任参谋总长，这样便于他履行职权。但宋子文表示，他对史迪威和蒋介石关于前线总司令职权概念理解上的巨大差别“感到震惊”。他介绍了蒋介石关于前线总司令职权的规定：只能指挥前线兵团，不包括守备兵团，也就是不到中国军队的1/3；必须按照最高统帅即蒋介石的命令指挥部队作战，也就是没有命令权；共产党的部队在“内政”未解决之前，不列入指挥范围；人事行政由中国军队行政系统按中国法规办理，也就是没有任免、奖惩权。史迪威气愤地说：“这是一个十足的傀儡职务。”他向宋子文表示：“蒋介石的想法办不到，如果我没有权力，我就不能承担责任。”
他还用强硬的态度告诉宋子文，如果蒋介石不同意授予全权，他就将建议美国政府“彻底撤出中国和印度，到别处去建立基地”。同时，他又推心置腹地说，他参加美军44年来，一直盼望能率领美国部队效命于疆场，并且完全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他不是把自己当作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朋友，早就能如愿以偿了。“我希望大元帅意识到，我不是来找工作的。”
马歇尔接到史迪威9月15日的报告以后，也在考虑作出强烈的反应。当时，美英两国正在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英国人已答应于1945年初在缅甸南部发动登陆作战，蒋介石突然要撤回滇西远征军的消息使会议感到震惊。9月16日，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决定：“由总统发给大元帅一份照会，指出撤退行动将产生的后果，并向大元帅指明必须为此而承担全部责任。”当天，罗斯福便签发了由陆军部起草的给蒋介石的电报。9月18日，该电报由华盛顿发往重庆。
同一天，中国时间已是9月19日。上午11点，重庆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机要室译出了总统的电报，并把它交给了史迪威。史迪威草草地看了一遍，顿时兴奋起来。总统的电报中写道：
近几个月来，我再三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以抵御一 直在向中国和你迫近的灾难。由于你至今尚未委派史迪威将 军指挥所有在华军队，致使我们面临着华东要地的失陷，面 临着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虽然我们在世界各地正迫使敌人败退，但这在相当时期 内无法救助中国的形势。我们的军队正跨越太平洋迅速推进， 但如果你不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这一推进对中国来说也 太晚了。只有你依靠自己的力量，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才 能保住你们多年苦斗的成果和我们为支持你而作出的努力。
我确信，现在你要阻止日军达到其在华目的的唯一办法， 就是立即增援萨尔温江的部队，并加强他们的攻势；同时，立 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所有军队的全权。我要求你采取的 行动，将会使同盟国在保持和增加对华援助方面作出进一步 的努力。
史迪威把罗斯福的电报，看成是罗斯福采取强硬路线的重要转变，他认为：“罗斯福终于把话说明白了，差不多句句都带有火药味，很浓的火药味。”他立即驱车赶往黄山别墅，想把这封电报亲自交给蒋介石。
那天下午，蒋介石正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召开会议。史迪威先把赫尔利叫到外面，让他看了总统的来电。然后走进房间，把已译成中文的电报交给了蒋介石。“我把这包辣椒面递给了他，然后如释重负地坐了下来。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坏东西的要害，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但他没有脸色发青，失去说话的能力，他眼睛眨都没眨。他只是对我说：‘我知道了。’然后坐在那里，轻轻地摇着一只脚。”
当天晚上，史迪威充满胜利的喜悦，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今天的日历上，我用红笔做了标记。……漫长的两年过去了，但至少罗斯福睁开了眼睛，抬手沉重地给了一击。”
蒋介石在黄山别墅，却是满心的沮丧和愤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今日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形势的突然变化，使冲突的双方都一时陷入了迷茫。蒋介石绝不愿屈服于美国方面的压力，他在国内的地位由于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崩溃和民主运动的高涨已经十分虚弱了，退让一步就意味着他的彻底垮台。但是，他又不能彻底地得罪美国，要找出一个既不触怒罗斯福又拒绝史迪威的两全之策并不容易。9月20日，他批准了史迪威拟定的桂林防御计划，冷静地在寻找反扑的机会和途径。
史迪威在胜利的喜悦中产生了错觉，罗斯福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坚决支持，似乎总统已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乘胜前进，蒋介石就不得不退缩。他认为：“显然蒋介石在倾听我们的建议，他改变了桂林的计划，派白崇禧前去指挥，枪决了第93军军长，准备从西北调6个师南下。显然他准备移交指挥权，并将使用共产党部队。”
9月23日，他找到了一套自认为可以“打破僵局”的办法，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派他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说服他们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和他本人的指挥。他设想了5个条件：1．共产党承认大元帅的最高权力，通过史迪威本人接受命令；2．在黄河以北使用共产党的部队，不与中央政府的军队接触；3．提供5个师的装备和军火，并给予大炮支援；4．使这些共产党的师始终保持充分的实力；5．国共双方在打败日本之前停止讨论政治问题。
史迪威提出这一问题可能基于两点想法。首先，他确实对共产党人有好感，而共产党人也向他表示过愿接受他的指挥。他曾在一篇笔记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来评判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崩溃，苛捐杂税，言行不一。……共产党的纲领则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9月13日，他在重庆会见了两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转达了朱德和毛泽东对史迪威的问候，“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同时，美军观察组也从延安转来过同样的信息。其次，如果能把共产党的军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并通过他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这或许能解决蒋介石的一个重大疑虑。
9月24日，当赫尔利拿着史迪威的建议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以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求美国方面召回史迪威。他对赫尔利说，我绝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史迪威完全缺乏政治头脑，我已经对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和信心。因此，我不能让他担负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据赫尔利说，他曾尽力规劝蒋介石收回成命；而据国民党方面的记录，赫尔利也攻击了史迪威性格粗暴，声称他曾起草电报，要求美国政府把租借物资管理权交给蒋介石，但史迪威拒绝签发等等。蒋介石交给赫尔利一封给罗斯福的电报，要求另派一名“富于友谊合作精神”的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并保证“竭诚欢迎”和“全力支持”继任者。第二天，赫尔利将电报转给了罗斯福。
史迪威听到这一消息，感到十分气愤。他随即向马歇尔报告了发生的全部情况，希望能得到有力的支持。他认为，蒋介石一贯是朝三暮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要美国方面坚持立场，局面还是可以挽回的。
华盛顿在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马歇尔和陆军部主张支持史迪威，他们起草了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以反驳蒋介石的各项指责。但是，罗斯福总统不同意签发这份电报。他曾接到赫尔利的报告，认为蒋介石并不是拒绝接受美国人执掌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而完全是由于个人性格上的不和，拒绝接受史迪威。这种虚假的表象，掩盖了这场冲突的根本原因和实质。蒋介石也确实信誓旦旦地保证，“竭诚欢迎”除史迪威以外的任何美国将军。特别重要的是，刚刚结束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已经决定改变把中国大陆作为击败日军主要战场的方针，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坚持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当华盛顿还在就此事争执的时候，罗斯福的高级助手霍普金斯私下里把总统愿意召回史迪威的个人想法，透露给了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孔祥熙立即于10月1日，将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宋子文马上用这个白宫后门出来的“总统信息”，加强了对赫尔利的影响。形势在朝着对史迪威非常不利的方向发展。
10月1日，史迪威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倾诉了心中的苦闷，他写道：“罗斯福显然抛弃了我。如果这个老傻瓜在这上面让了步，‘花生米’从现在起就会失去控制，显然他已经这样做了。彻底的失败。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贯彻了给我的命令。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除了看着美国受到欺骗。”
10月5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了回电。这封电报是他和马歇尔互相妥协的产物，虽然在文字上采用了一些马歇尔的强硬措词，但在实质上表现了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让步。电报对蒋介石取消授予史迪威指挥权的协议表示“惊讶和遗憾”，非常体面地宣布由于中国战场形势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不再承担任命一名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的责任；同时，电报同意免去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和管理租借物资的责任。电报只提出了一项要求，让史迪威继续指挥在云南和缅甸的中国军队。
史迪威敏锐地指出：“这是个软弱的有条件投降。”
正如史迪威所估计的，蒋介石已从霍普金斯那里摸到了罗斯福的妥协意图，这封回电只是更坚定了他赶走史迪威的决心。10月9日，他再次致电罗斯福，坚决要求立即召回史迪威。为了使他的要求显得更“合理”，他还附上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备忘录，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手法，罗列了史迪威的一大堆“罪状”。最为可笑的是，他竟把豫湘桂的大溃败归咎于史迪威的缅北作战。
赫尔利也终于露出了尾巴。早在来华之前，他就找到国务院，积极活动让他担任驻华大使。史迪威把罗斯福的电报直接交给蒋介石，赫尔利认为这削弱了他作为总统私人代表的地位。赫尔利来华不久就与中美合作所的梅乐斯打得火热，并通过梅乐斯的电台给总统发报，而史迪威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方面与戴笠的特务组织建立关系。10月11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中伤史迪威的电报。他告诉罗斯福：“你和蒋介石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除了关于对史迪威的任命外，蒋介石同意你的任何要求和任何建议。”并且危言耸听地说：“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一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利……用一把钝刀子割断了我的喉咙。”
尽管史迪威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前景已非常迷茫，但他仍然以高昂的热情、坚韧的精神，密切关注着抗日战场。
10月6日，史迪威飞往密支那，看望了那里的部队，检查了进攻八莫的作战准备情况，工作了通宵。
10月14日，史迪威飞往柳州，与白崇禧、张发奎一同研究了广西的防御部署。
10月19日，“斧子砍下来了。”乔治·马歇尔来电告诉他，罗斯福已致电蒋介石，同意把他从中国召回。罗斯福的电报随后到达重庆，把上述决定通知了蒋介石，但总算维护了一点史迪威的名誉——肯定了他指挥缅北反攻、夺取密支那的重要功绩。
在随后的1天半时间里，史迪威怀着愤怒而沉重的心情，匆忙地向各方面的友人告别。
他致函延安的朱德将军，表示“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同时，他命令美军观察组的约翰·谢伟思返回华盛顿，报告延安的情况，以说服政府与共产党及其军队建立联系。
他看望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她哭了，很苦恼。”不到1个月前，宋庆龄曾会见史迪威，希望他能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她认为，史迪威“比中国人更能为中国办事”，“是替中国人民说话的”。
他给陈纳德留下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对他取得的显著战绩和中国人对他的爱慕而感到骄傲。他从未把陈纳德看作是竞争对头，而只是认为他有点异想天开和桀骛不驯，是个不懂规矩的下属。
他向高斯大使辞行，得知他已决定辞职。由于赫尔利牢牢地拉住了蒋介石，高斯大使几乎无事可做。高斯离开重庆后，赫尔利如愿以偿地就任驻华大使。
蒋介石派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下级军官，给史迪威送来一枚最高等级的青天白日大缓章。史迪威派一名同等级别的美国军官谢绝了。蒋介石还是彬彬有礼地约见了史迪威，“‘花生米’说他对这一切感到十分遗憾；我为中国做了许多事，训练部队——领导部队，等等。只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和，他才要求把我解职。”史迪威最后对蒋介石说：“无论你对我怎样看待，请记住，我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蒋介石甚至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10月21日午后，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重庆。
在飞赴印度的途中，他在昆明、保山、密支那、兰姆加尔稍事停留，看望了那些一起战斗过的部队和军官们，看了看留下了他的足迹的山岭、密林、道路、河流。但他不能向他们正式告别，华盛顿命令他必须对他的部队和军官严守秘密。
10月27日，史迪威离开了中缅印战区最西端的卡拉奇。“黎明时离开机场。8点，最后看了一眼中缅印战区。”他满怀感慨地写道：“一个人的经历，在广阔的世界里和战争的洪流中，变得那么无足轻重。”尽管他已是名声显赫的四星上将，可美国总统更需要中国。在罗斯福的眼里，蒋介石就是中国。同蒋介石的中国相比，他宁肯牺牲一位“无足轻重”的将军。正是：披肝沥胆为扶倾，虚怀若谷论国共；以怨报德响尾蛇，釜底抽薪缘总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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