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衷肠献良策，知音难觅坎坷多；
剜肉补疮雪加霜，一波未平复三折。
话说1942年5月28日，史迪威乘坐美军的B－25轰炸机离开新德里，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这种时速可达400公里的新式飞机，感觉“虽然不怎么舒服，但速度快得很，远远超过了运输机”。第二天，飞机继续向昆明飞行。
现在，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犹如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从印度东部的美军空运司令部飞往中国昆明，只有向北绕行，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当时这被叫做“驼峰航线”。
这是一条极其艰难和危险的航线。喜马拉雅山东段的海拔高度在4500米左右，飞机必须在50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这相当于通常飞行高度的两倍。在这样的高空飞行，气候极为寒冷，空气十分稀薄，而且常常遇到强烈的涡旋气流。这种危险的气流，会使飞机失去控制，甚至能把飞机的机翼折断。
史迪威蜷缩在厚厚的皮飞行服里，身上盖了一条毯子和一件大衣，但仍觉得冰冷刺骨，而且伴随着胸闷、气促，他只好戴上了氧气面罩。第一次飞越驼峰使他感到，在这样的航线上向中国空运物资，实在是大艰难了。
自3月上旬仰光陷落，滇缅路已被截断。最初，腊戍、畹町、保山等地尚有一些积存物资，可以运往昆明和重庆。不久，日军占领缅北，并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怒江西岸，腊戍、畹町等地未及抢运的物资，或付之一炬，或被日军夺走。
为了维持对华援助，设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美军空运司令部于5月开始飞越“驼峰航线”，但是当月的对华运输量仅为80吨，与原滇缅路每月运输5000吨相比大为减少。此前，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许诺，为中国战区提供100架DC－3型运输机，可现在只有5架。由于运输困难，美国的对华租借物资在途中大批积压起来。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堆积了4.5万吨，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港，还有14.9万吨无法装船。
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美国事实上很难立即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从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的实际表现来看，如果不对这支军队进行重大改革，即使提供再多的美式装备，也很”难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因此，史迪威决心说服蒋介石，首先对中国军队进行整编，而后根据可能的条件向这些部队提供美式装备，这样才能使美国的物资援助发挥实际效用，实现同盟国共同的战略目标。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史迪威原打算马上飞往重庆，但由于天气恶劣，飞机无法起飞。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天气仍无好转，史迪威心急如焚。
重庆，曾家岩德安里的委员长官邸，蒋介石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接踵而至的坏消息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他不久前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和兴奋炸得粉碎。一脸沮丧的神情比那阴沉的天气还要灰暗。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曾经着实激动了一阵子。他认为，日本对美、英发动战争，无异于“饮鸩止渴”；而美、英参加对日作战，费不了多大力气，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轻易取胜，他也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他认为，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盟，已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各国均不能不重视中国在亚洲的重要作用，国际地位的提高，自然会大大巩固他在国内的“领袖”地位。他认为，美英“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而要战胜日本，则不能不倚重于中国。这样，美国的援助物资也就会源源不断地落入他的手中。
然而，开战近6个月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日军的凶猛攻势接连不断，步步获胜，美英等国损兵折将，节节败退。香港的1．5万英军挂起了白旗，新加坡的8万英军放下了武器，爪哇的英美荷联军和菲律宾的美菲联军也先后缴枪投降。美英等国居然让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在《联合国家宣言》上领衔签字，却又不让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同盟国的重大作战行动和租借物资的分配，中国无法直接参与意见。美英等国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英国和苏联，分配给中国的份额仅为1.5％，而由于缅甸作战失败，运输更加困难，这1.5％也几近断绝。
蒋介石愤愤不平，满腹怨气。他原以为可以借用美英的力量对付日本，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没承想，美英却把中国推到前面，要让他担负牵制日本的主要责任。在多年的国内政治斗争中，他从未做过赔本的生意；在目前同盟国的复杂关系中，他也绝不愿给别人当枪使。
他坐到桌前，提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拐弯抹角地向美国总统施加压力。他说，由于同盟国的失败和对华援助的减少，中国军队的士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他本人也第一次对形势感到了悲观。除非美国提供大量的对华援助，否则，中国人对同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中国的对日抗战也将会“全面崩溃”。他甚至警告说，中国的亲日派分子正准备推翻他的统治，以便单独与日本媾和。
对于史迪威，蒋介石心中的不满正与日剧增。他之所以请美国人来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并不是想让他们来指挥中国军队，而是要获取美国的援助。他让史迪威去指挥远征军，无非是想让他去和英国人周旋，同时也取悦于美国。没想到，史迪威竟把他的假戏真做，一门心思地去和日本人打仗，对于争取美国援助远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热心。
蒋介石和史迪威，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昆明，两地相隔约700公里，但两个人各自的想法和打算，似乎比这地理上的距离更加遥远。这预示着两个人的重新会面，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严重分歧。
6月3日下午，乌云散去，天空放晴，史迪威在昆明滞留了5天之后，终于飞抵重庆。第二天他支撑着虚弱的病体，立即会见了蒋介石。
史迪威脸色蜡黄，白眼球也变得十分昏暗。那天上午，一位名叫门德尔松的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确诊他患了黄疽症，病因大概是来华之前注射了变质的黄热病血清。那些变质的血清大量吞噬了他体内的红细胞，导致持续发热和全身不适。尽管如此，史迪威仍振作起精神，向蒋介石汇报了缅甸作战的“全部情况”。
他认为，蒋介石长期高高在上，很少去视察部队，他手下那些唯唯诺诺、昏庸无能的将领们只给他说好听的，因而使他陷入了“无知和昏庸的自鸣得意之中”。只有让他了解前线作战的真实情况，认清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才能促使他采取断然有力的改进措施。他在写给史汀生的一份报告中说，一旦蒋介石了解了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的真实情况，或许会“吓得他决心对中国军队实行真正的整顿”。
蒋介石和宋美龄微笑地注视着史迪威，似乎很急切地想知道他对缅甸战役的看法和对将来的打算。
“英国人只关心保卫对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印度，从一开始就没有决心坚守缅甸。”史迪威从对英国人的抨击引出了话题。“他们不屑于同中国军队合作，以致延误了许多重要的战机。”随即，他把话锋一转，开始对中国军队特别是对一些高级指挥官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说：“中国军队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都是很好的。他们作战勇敢，不怕艰苦，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营、团级军官虽然表现各异，但大多数是很不错的。师和军的指挥官是个大问题，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是称职的。”在被认为“称职”的高级军官中，他赞扬了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和新38师师长孙立人，接着他便指名道姓地斥责了杜聿明、甘丽初、暂编55师师长陈勉吾和96师师长余韶等人。
蒋介石虽然对史迪威把“缅战失败之原因……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心存不悦，但仍然强作笑颜，热情地问这问那。
史迪威十分坦率同时也尽量委婉地把批评的锋芒对准了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是容不得别人对他进行批评的。但他认为，“以前没有任何人敢对他说真话，因此，只能由我把真相告诉他”。他说：“在缅甸战役期间，来自各种不同渠道的信件和指示，下达给各个指挥官，结果使他们无所适从。大元帅本人也给各个指挥官写了很多意见和建议。这些指挥很敬重大元帅的经验和能力，他们竟然都把那些意见和建议都当成命令，机械地遵照执行，以致造成了指挥的混乱。”
蒋介石听完宋美龄的翻译，仍然在笑着，但那笑里已经显露出尴尬和做作。
史迪威看了一下蒋介石的表情，继续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三点建议。第一，必须对军队进行整编。中国军队过于庞大，以致现有的装备难以满足需要。因此，应该合并一些步兵师，使各部队达到满员，然后把现有的全部装备发给那些能够作战的部队。第二，必须撤换一批无能的高级军官。如果不清除这些人，无论再提供多少物资援助，军队还得照样打败仗。被撤换的军官，可以送到训练班去培训，对他们进行野战训练，同时提拔一批有能力的军官。第三，必须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在以后的作战中，应当挑选可以信赖的人担任前线总司令，给他以总的指示，然后让他全权掌握部队和指挥作战，其他任何人，不论是谁，都不要横加干涉。
史迪威认为，武器装备不足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只要采取了上述措施，即可以用现有装备组织起一支精干有力的作战部队，“顶住日军的进攻，直到同盟国聚集起强大的进攻力量，赢得战争的胜利。”
说完，史迪威把一份用英文打印好的谈话纪要递给了宋美龄。宋美龄草草地浏览了一遍，用惊奇的语气说道：“哎呀！这不就是德国顾问向他建议的那些东西吗？”
宋美龄提到的德国顾问，就是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赛克特上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曾经领导了德国国防军的重建工作。30年代，他作为退役军官两次应邀来华，担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当时，他也认为中国军队过于臃肿庞大，曾建议蒋介石在大量裁减冗兵的基础上，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史迪威并不认识赛克特，但是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将军，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却形成了对中国军队共同的看法。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国军事制度的弊端十分明显地摆在世人面前，只要不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对此视而不见或拒绝承认，任何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一结论。
蒋介石夫妇收下他的谈话纪要，热情地邀请他去黄山别墅度周末，但对他的建议却未置可否。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要蒋介石立即接受他的计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劝告对他们来说是太激进了，实行起来是很痛苦的。”但他仍然希望这些积极的建议“能发挥些作用”。
回到住地，史迪威被折磨人的黄疽症沉重地击倒在病床上，他未能赴蒋介石之邀，出席黄山别墅的周末聚会。门德尔松医生一再劝他离开此地，去休养一段时间，但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必须推动蒋介石尽快采取行动，为了美国，为了中国，也为了同盟国的共同利益。
史迪威浑身疲乏无力，一连十几天躺在病床上，但他的大脑一刻也没有休息，反复思考着中国军队的整编计划和夺回缅甸的作战方案。现在，中国军队有380多万人，编成了300多个师，分散在全国的12个战区。5年的连续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经济，使得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装备不足，供应困难，战斗力极为低下。尽管当时在华日军只有37个师团，70多万人，但国民党军队仍然连遭败绩。因此，适当减少军队编制，把有限的武器、弹药、装备、给养和美援物资集中起来使用，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要实行这一计划确实是十分艰难的。史迪威亲眼目睹过1929年“编遣会议”之后，中国各派军阀势力围绕着裁撤军队问题爆发的大规模战乱。现在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那种“兵为将有”的军阀制度依然盘根错节。每个将领都把自己的部队当成升官发财的资本，蒋介石也把军队视为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让他们裁减军队，就如同拿刀子捅他们的心窝。不过，史迪威觉得，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或许能迫使他们采纳整编军队的计划。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蒋介石毫无反应和表示。
6月15日，病中的史迪威第二次会见了蒋介石。这次，他从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谈起，重新提出了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同意让杜聿明率第5军军部和新22师撤往印度，但仍准备让他们在利多稍作休整，便经酉藏撤回云南。史迪威根据两个月前即已呈交蒋介石的“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建议把已经和即将到达印度的中国部队留在该地，并利用美军飞机向中国空运物资的回程，继续向印度运送部队，以便在那里组建2个军6个师共10万部队，就近取得美式装备。蒋介石对把中国军队置于他的控制地区以外甚不放心，但是在印度堆积的数万吨美国租借物资，确实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他不得不同意了史迪威的这一建议。同时，他又十分急迫地催促史迪威，加快向中国空运物资的速度。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感到厌烦，他丝毫也不重视中国军队的整编问题，却不顾“驼峰空运”的实际困难，只把眼睛盯着美国的物资援助。“他们还是老一套的心理，似乎有了飞机、坦克、大炮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史迪威有些激动地对蒋介石说：“中国军队的软弱固然有缺少武器装备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彻底地重新整顿陆军部队。”
在所有场合从不离蒋介石左右的宋美龄，看出了史迪威的不满。她走过去，坐到史迪威身边，似乎很真诚地说：“你的计划是很好的，但是很多中国军队还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军尚且会酿成风潮，在目前战争条件下，采取这种断然措施，大元帅不能不考虑政治上的某些影响。”史迪威回答说：“这些问题，以我在华多年的观察，当然心里有数。但是，现在有美国站在大元帅一边，支持他，我们不应因为一些小小的顾虑，而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蒋介石和宋美龄窘迫地笑一笑，表示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尽管史迪威对可能遇到的阻力早有预料，但蒋介石顽固拒绝的态度仍使他大为失望。不对庞大臃肿的中国部队进行整编，他的全部对日作战计划都将无从下手。他深深地感到：“中国政府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他用恩威并施的手段维持其统治基础。这个政府与某些家族和财团紧紧地连在一起，一旦脱离这种联系，它就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面对危急的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的身体逐渐好转，但心情却愈加困惑和苦闷。他不由得想到：“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蒋介石对史迪威深感恼火。这个深谙中国内情又锋芒毕露的美国佬，实在让他难以招架。当初提请美国人出任中国战区参谋年时，他就叮嘱正在华盛顿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此人“不必熟悉东方旧情”。他担心，一个洞察中国内幕的外国人，很可能会对他的统治方式提出某些异议。果然不出所料，史迪威关于整编军队的建议如同一支锋利的投枪，直指他的痛处。这一建议固然万难接受，但如果坚辞拒绝，又唯恐影响美国的对华援助，他确实感到十分棘手。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位美国在华军官和他的空中作战计划。
这个人就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陈纳德曾在美国空军中积累了近20年的飞行经验，驾驶技术十分精湛。以他为核心组成的一个“三剑客”特技飞行队，曾赢得了“空中飞人”的美誉。当时美国空军中流行的观点是“轰炸机制胜论”，而他却狂热地迷恋于战斗机的空中搏斗。1934年，他曾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驱逐机在防御中的运用》，突出强调战斗机在空战中的决定作用。为了宣传他的战术思想，身为空军上尉的陈纳德，上下活动，甚至公开抨击一些更重视轰炸机的高级军官。但是，这不仅未能说服人们接受他的观点，相反，却使空军的高层领导对他狂妄的表现欲和不守本分的权势欲深感厌烦。
1936年，46岁的陈纳德抱着怀才不遇的遗憾，以临时少校军衔从美国空军提前退休。第二年，他应中国航空委员会的高薪聘请，来华担任该委员会的顾问。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送给他一句忠告：“在中国，只有委员长夫妇说了算，其他人都是听命于他们的。只要抓住委员长和夫人，你就可以做你愿意做的任何事情。”陈纳德牢牢记住了这句忠告，他积极地向蒋介石和宋美龄献计献策，并博得了他们的赏识。尤其是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对他更是格外青睐。中国“第一夫人”的娇美容貌、绰约风姿和高雅气质，也使极富浪漫色彩的陈纳德为之倾倒。他把宋美龄的第一次召见称作“终生难忘的会面”，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的心目中，她将永远是一位公主。”
1940年11月，陈纳德奉蒋介石之命，带着一份购买500架飞机的订单和招聘美国退役飞行员来华参战的计划返回华盛顿。不久，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并从原定提供给英国的作战飞机中拨出100架给中国。陈纳德根据中国提出的条件，以每月750美元的高薪和每击落一架日机奖励500美元的优厚待遇招聘了一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941年8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境内成立，同年12月开始参加对日空战，并很快就取得了辉煌战绩，这给陈纳德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志愿航空队纳入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建制，编为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陈纳德也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积极争取下，被美军授予准将军衔。从4年前郁郁不得志的临时少校，到今天肩上那一颗闪亮的银星，他深深体验到了追随委员长夫妇给他带来的巨大利益。
这时，他又踌躇满志地向蒋介石提出了一项宏伟的空中作战计划。他认为，如果美国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100架运输机，并授予他对中国战区的空军指挥全权，他就能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打败日本空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根本不考虑什么实际的可能性，而只想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方案引起委员长和美国方面对他的重视。
陈纳德的计划确实对蒋介石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好像是给他指出了一条既不用实行任何改革，也不用消耗多少实力，轻而易举就可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捷径。于是，蒋介石暗自在心里打好了一个如意算盘，他准备以诱使美国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力量为条件，与史迪威达成某种妥协。
6月2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史迪威。尽管一开始的谈话仍然有些不愉快，但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表示，可以接受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甚至还答应再向印度空运5万中国部队。关于这支部队的指挥权问题，他接受了史迪威提出的撤换杜聿明的要求，同意由史迪威担任驻印部队的总指挥并负责训练工作，另由罗卓英主管行政和军纪。同时，他提出了由美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保证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并对史迪威叮嘱说：“关于飞机数目和空运吨位的事情，实在是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基本条件，希望参谋长给予特别的注意。”
史迪威并非不重视对华援助问题，他曾经一再打电报、写信向史汀生和马歇尔提出援华的具体项目和数量，以至马歇尔都感到有些不耐烦。有一次，他甚至来电批评史迪威过于急躁。宋子文也曾打电报给他，劝他不要火急火燎地催促美国陆军部，因为美国对华运输实在是大艰难了。租借物资从美国东海岸装船后，首先要穿过大西洋和印度洋，经过近2万公里的海运，然后从卡拉奇上岸，经过2500公里的铁路，运抵加尔各答；再经过孟加拉至阿萨姆的窄轨铁路，运到空运司令部的各机场，最后才能飞越“驼峰航线”到达昆明。尤其是最后一段的“驼峰空运”，更是十分危险。在1942年至1945年的3年间，空运司令部共损失468架运输机，平均每个月摔下来13架。牺牲和失踪的美国飞行员与机务人员共达1579人。因此，如果不改善运输条件，蒋介石提出的援助数额是很难实现的。
尽管如此，蒋介石就中国驻印部队作出的有限许诺仍然激起了史迪威的一点希望。有了第一步，他就可以促使蒋介石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或许能够逐渐达到整编所有中国军队的目的。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刚刚出现好转的形势骤然恶化，并由此导致了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
事件缘起于中东战局的突然危机。6月21日，隆美尔率领的德意联军攻占利比亚东部的托布鲁克，英国守军3万余人缴枪投降，埃及和整个中东面临着落入德意之手的巨大危险。为了挽救中东的危局，美军参谋部于6月25日命令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将该部的重型轰炸机和空运司令部的运输机全部调往埃及，空袭德军的后方运输线。同时还命令把一批正在运往中国途中的A－29型轰炸机，留在苏丹的喀土穆，以支援英军作战。
美军参谋部在通知史迪威的同时，已直接把命令发给了第10航空队。尽管史迪威对此十分恼火，但也无力改变这一决定。他完全可以想象到，蒋介石得知这消息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在日记中发出了叹息：“现在我能对大元帅说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诺言都没有兑现，却还要喋喋不休地对他说：坚持干吧，老兄。”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急忙赶到蒋介石处，把上述情况告诉了他。蒋介石闻听此事，立即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冲地对史迪威说：“既然罗斯福总统把第10航空队交给中国战区使用，就该归我指挥。为什么如此重大的调动，竟然不经我同意？”史迪威解释说：“抽调中国战区的力量，我也极不赞成。但是，中东局势确实十分危险，这不仅关系到同盟国的战略全局，而且也关系到中美之间的海空航线。”蒋介石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埃及的局势严重，难道中国的局势就不严重吗？浙赣地区的形势也十分危险，为什么中国战场就不受重视？”
蒋介石的抱怨是直接对着美国的。4且18日，美国海军航空兵的16架B－25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日本的东京、大版、横滨、名古屋等城市。随后，飞机降落在浙江衢州一带的中国机场。日军为防止美国飞机再次空袭日本本土，遂于5月中旬调集8个师团约14万人，发动了浙赣战役。至6月下旬，日军先后攻占金华、衡州、上饶、鹰潭等浙赣线要地，摧毁了衢州、玉山、丽水等地的空军机场，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损失。美国轰炸东京的行动，事先以保密为由并未征得蒋介石同意，事后对中国遭受的报复性进攻，也没采取积极的救援措施，现在又要剜中国战区的肉，去补中东战场英国的疮，蒋介石自然感到愤愤不平。
他把心中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史迪威的头上，疾言厉色地说：“罗斯福总统答应的援华物资数量，现在执行的还不到1/10。我绝不怀疑总统的诚意，但事实如此，是不是你工作不力的缘故？你作为我的参谋长，美国援华物资能否如期保量运来，应该是你的责任。”
蒋介石的无端指责，彻底打消了史迪威原来抱有的一点同情。在他看来，美国纵使有一万个错，也轮不到蒋介石来指手划脚；他本人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同时又是美国的驻华代表，他绝不能容忍蒋介石的这种蛮横态度。“我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史迪威严肃地指出了他就援华物资向美国提出的要求，盟国军火分配部确定的物资分配计划和月前运输上的困难。
“我不要听。”蒋介石又一次打断了史迪威的话。他听惯了阿谀奉迎和唯唯诺诺，对史迪威的反驳感到怒不可遏。“倘若英美认为中国战场仍有保持的必要，就绝不该一再无视中国的利益。我要你马上派人回去报告，我想知道英美是否还把中国战区当作同盟国一个战区，否则我自有办法。”说完，竟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宋美龄在后面，像鹦鹉学舌似的又重复一遍，“请记住，委员长要同盟国就中国战区有无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明确回答。”
过了两天，蒋介石夫妇又一次约见史迪威。正式要他向美国政府转交带有时间期限的三项“最低要求”。第一，美国必须在8月至9月之间向印度派出3个步兵师，以重新打通中国至缅甸的交通线；弟二，8月底以前，中国必须得到500架作战飞机，并保待这个水平；第三，从8月开始，空运司令部必须保证每月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宋美龄还特别声明，这些条件是维持中国战区的“最低要求”，如果同盟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他们就取消“中国战区”，作出“其他安排”。
史迪威对这种卑劣而愚蠢的要挟手段十分反感，但是他仍然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报告了蒋介石夫妇对第10航空队调动问题作出的反应，以及他们提出的所谓“最低要求”，并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格鲁伯准将回国，直接向华盛顿汇报中国战区的目前状况。不过，当宋美龄要他在报告上附署个人的赞同意见时，他断然拒绝了。作为一名美国军官，他不能去支持一份对本国政府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文件。宋美龄又转而对他施展起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她私下里对史迪威说：“我们会帮助你成为一名四星上将。”这套许诺和收买的伎俩对陈纳德或许有用，但史迪威却根本不屑一顾。他在日记中写道：“见他们的鬼去吧！”
面对蒋介石夫妇的种种压力和诱惑，史迪威丝毫也不为之所动。他认为，要让美国在8月底以前满足蒋介石提出的三项要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却如此愚蠢地以为我们会答应。……他们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同时，蒋介石根本没把他看作美国总统的代表，而把他当成一个必须对他们“唯命是从的傀儡”和可以随意摆弄的“小丑”，似乎他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的每一个要求去向美国政府游说。因此，他必须严肃地向他们重申美国政府赋予他的来华使命。
7月2日，史迪威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明确指出：“第一，本人作为美国代表出席在中国举行的所有军事会议。在这种场合之内，我必须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本人的其他地位一概无效。第二，本人负责指挥中国、缅甸和印度的美国军队，因此其职权超出了中国战区之外。第三，本人代表美国总统负责监督和管理租借物资，并决定移交这些物资的时间和地点。此项物资移交之前，美国总统随时可以根据法律予以收回，移交之后，由大元帅负责支配，本人有权确保这些物资只能用于有效的对日作战。第四，本人是大元帅之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负责有关计划、组织、训练和作战方面的事宜，没有采购物资的任务。第五，本人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这是我的基本立场。第六，在上述职责范围内，我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有效地进行对日作战。
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大大触怒了蒋介石。他马上致电宋子文，要他转告美国政府，由于史迪威既在中国战区任职又代表美国利益的双重身分，使他无法下达命令，亦无法协调关系，因此，宋子文向美方交涉，将史迪威“自动召回”。同时，他拒绝再见史迪威，对史迪威递交的任何文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置之不理，把他冷冷地晾在了一边。
蒋介石的无赖手段和故意冷落，使史迪威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这是我一生中所从事的最枯燥无味的工作。我试图劝导和说服的人，是一个顽固、无知、满脑子偏见和自负的专制暴君。他只能从我这里得到真实情况，但又认为这些都难以置信。”疾病又一次向他袭来，腹部压痛，连续的呕吐。经过化验，发现体内有寄生虫。他在36小时之内，接连服用了8种药物，终于好起来了。这时家里又传来不幸的消息，年近80岁的老母因病去世。史迪威作为长子，既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也未能参加老人的葬礼。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史迪威的工作热情，父亲从小向他灌输的道德观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不工作就是罪过。”他继续向蒋介石呈交各种备忘录、形势分析、整编方案、训练计划，用一份又一份文件来“轰炸蒋介石”。
7月7日，为纪念中国抗战5周年，史迪威应邀发表了1分钟的广播讲话，他满腔热情地称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士兵的战斗精神。他说：“在中国人民坚持了5年抗战后的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在这里向那些肩负着重任，经受了战火考验的中国士兵表达我的敬意。我认为，中国士兵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吃苦耐劳、诚实正直、坚忍不拔的伟大品格。他们备受艰辛，而从无怨言；他们听从调遣，而毫不犹豫。在他们质朴而坦诚的头脑里，从未想到过自己正在创造着一项英雄伟业。中国士兵所求甚微，却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史迪威的这些赞美之词并不是言不由衷的客套，他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士兵抱有美好的感情。正是出于这一点，他才更加痛恨中国统治者和军队高级指挥官的自私、专横、贪婪和昏庸。
7月19日，史迪威通过军委办公厅主任商震，向蒋介石转交了他精心拟定的关于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其主要设想是；以英军3个师、华军2个师、美军1个师为第1路，从印度阿萨姆邦向曼德勒出击；以华军20个师为第2路，从中国云南进攻腊戍；两路会合之后，挥师南下，攻取仰光；以英国海空军为第3路，进攻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为实现这一计划，他还要求蒋介石立即向云南集中30个师的中国部队，以便进行整编、更换装备和组织训练。
美国政府得知史迪威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的情况之后，采取了支持史迪威的立场。罗斯福总统授权马歇尔起草了给蒋介石的回电，电报由当时在美的宋子文负责转交。回电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任何继任者都将具有和史迪威相同的权力。根据美中双方换文达成的协议，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因此，“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切实际的”。
宋子文被罗斯福回电中的强硬态度惊呆了，他不敢把这封电报如实地转交蒋介石，竟擅自对电文的内容、措辞和语言作了修改，而马歇尔却把原件的副本直接发给了史迪威。这样，史迪威从总统回电的原件中，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支持；而蒋介石却从宋子文删改的回电里，误以为罗斯福对他作出了让步，两个人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办公室里，罗斯福面对着史迪威和蒋介石分别发来的充满火药味的电报，心里感到忧虑和不安。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的地位和职权必须坚持，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他从许多不同的渠道得到报告，指责蒋介石把大量的租借物资中饱私囊或囤积起来，用以对付共产党人和国内的其他政治对手。只有严密地监督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才能保证这些对华援助全部用于对日作战。但是，他也不同意史迪威提出的以租借物资为手段，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办法，担心这会彻底地激怒蒋介石，使他真的脱离同盟国阵营，与日本单独媾和，这当然也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为了协调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罗斯福决定派他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博士到中国去。
7月20日晚，柯里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到达重庆。他分别向史迪威和蒋介石了解了情况，并同双方进行了多次谈话。
问题的症结十分明显，造成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他拒绝承认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的地位和职权。蒋介石声称，他根本不知道宋子文和史汀生就史迪威赴华使命达成的换文；柯里还发现了宋子文在罗斯福回电上做的手脚。他就此向蒋介石作了详细的说明，指出：“史迪威来华的双重身份和任务，以及管理美国租借物资的权力，是由史汀生和宋子文共同商定的，并且有正式换文可据。宋子文不将换文的内容向委员长报明，又不将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立场的电函如实转交，使得委员长不了解美方对史迪威职权的基本态度，这些并不是史迪威的责任。”蒋介石听后，不得不表示他“不反对”史迪威的双重地位和任务。
关于撤换史迪威的问题，柯里对蒋介石说：“史迪威将军在美军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是马歇尔参谋长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如果委员长认为史迪威没有在华的必要，马歇尔可以把他调往别处，担任其他的指挥任务。不过，这必然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援助。同时，任何继任者都将享有和史迪威相同的职权。”蒋介石表示，是否调回史迪威，全由罗斯福总统定夺，他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接着，柯里要求蒋介石对史迪威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表明态度。他认为，只有收复缅甸，重新打开滇缅路，美国的租借物资才能大量地运往中国；同时，只有中国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才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且有更充足的理由要求美国扩大对华援助。柯里保证，如果中国能参加收复缅甸的作战，他将说服罗斯福总统满足关于提供500架飞机和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8月1日，中国军委会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正式通知史迪威，“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收复缅甸的计划”，并答应在滇西和滇南部署20个师的中国军队。
最后，柯里建议蒋介石重新召见史迪威，言归于好，并同意让史迪威和他一道去印度，以便安排中国驻印度部队的训练事宜，同时，与英军商讨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蒋介石欣然表示同意。8月3日，史迪威和蒋介石在僵持了整整一个月之后，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柯里调解的成功，暂时缓和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但却也使这位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产生了一种错觉。在他看来，蒋介石并不是那么顽固和不可理喻，只要耐心地说服和劝导，他还是可以做出妥协的。这种错觉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史、蒋冲突的看法。他更多地把这场冲突的责任归咎于史迪威刚烈的性格、暴躁的脾气、孤傲的态度和尖刻的语言。柯里是常在罗斯福左右，并且深得信任的人物，他的这种看法不能不对美国总统产生重要影响，这无疑给史迪威埋下了一个潜在的危险。
8月4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山别墅举行宴会，为柯里和史迪威离华赴印饯行。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和宋庆龄出席作陪。
宋氏三姐妹非常难得地聚在一起，史迪威在日记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对这三位著名女性的印象。“孙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锐，亲切和蔼，文雅嫡静，沉着自信，细心周到，穿着十分得体。”“蒋夫人聪明伶俐，行动果敢，总想把事情赶快做完，希望自己是个男人。思想不深刻，但理解问题很快。非常直率、开放，但是……易于冲动，急躁鲁莽。”“孔夫人灵活圆滑，但缺乏个性。对目前发生的情况不置可否，这正是最糟糕的地方。只想让别人为所有的事情操心。”
史迪威并不是一个粗心的武夫，他对交往对象的观察十分细致而深刻，并且总能比较准确地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他对宋氏三姐妹的描述是很贴切的。同样，蒋介石暂时作出的缓和姿态，也无法改变他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形象：“他可以超越逻辑和理性，凭着自己的‘直觉’随心所欲；他无视通常的规则和程序，却大谈什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他被表面现象和过时的经验所迷惑，突然地变来变去；他顽固至极，拒绝和别人讨论问题。……他不肯前进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提高中国的地位，这样，他自己的地位也无法得到加强。”
两天之后，史迪威和柯里一同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柯里为他“成功”的调解洋洋得意，而史迪威却无法相信蒋介石的那些口头允诺。他担心说不定哪一天蒋介石又会突然变卦，但他完全没有料到，接踵而来的危险并不是来自蒋介石，而是来自他的本国同胞。这正是：按约履权酿纠葛，柯里巧言暂弥合；此去印度练精兵，岂料后院又起火。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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