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肉将军”张宗昌，“撤退大帅”臭名扬；
沃伦孤胆闯徐州，血雨腥风路茫茫。
话说史迪威和老赵，到徐州的时候天色已晚，闪闪烁烁的灯光里，只见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来来往往，间有骑兵奔驰而过，还有些醉醺醺的白俄在大街上歪歪斜斜地走着。找了几家旅馆，都不收留他们，老赵只好领着史迪威到了基督教青年会汤会长的家里借住。第二天上午，他们到街上一看，徐州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了！
徐州是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的交会地，四省遭饥荒、战乱逃难出来的老老少少露宿街头，靠当地的一点点施舍维持生命。街上的倒卧者、死尸无人过问，路人不小心就会被这些死尸绊倒。难民们除了身上的破衣服和要饭的瓦罐，一无所有，他们能乞讨到的也仅仅是一块豆饼。这些常年辛勤劳作的农民，大车和牲畜被军队征用，青年男子被抓去当兵，粮食被蝗虫般的大兵吃光，连房屋的木料都被拆去当柴烧了；妻子遭污辱，家庭流散……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悲惨情景，史迪威看在眼里，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厚和强烈。他在笔记和日记中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感情，也在发泄这种按捺不住的感情中煅造了刚烈的性格。
史迪威说，他要去见张宗昌，但多方试探都告失败，便趁这个时间到市区游逛起来。最使他讨厌的是大街上奔驰而过的俄国佬骑兵队。他们脚穿没膝的马靴，携带着各种兵器，背后的刀鞘中插着大刀，都是些没有国籍的亡命徒，他们最凶狠，最残忍。除了这支“百人骑兵队”以外，为张宗昌卖命的还有一个由白俄将军率领的3000多人的步兵旅。这个旅还有4列装甲车。
在徐州火车站的停车场里，史迪威发现有200节车厢、20辆机车和3列由俄国人担任机组成员的装甲列车。他对部队番号有兵力进行推测时发现，士兵有枪的不过30％，别的人是赤手空拳的；20％左右的士兵身高不过一米四五，年岁也很小。史迪威想；这群乌合之众一打仗除了逃跑还能干什么呢？有人对史迪威说，北洋兵最怕“红枪会”。红枪会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乡下人，拿起大刀长矛袭击小股散兵的群众团体。为保卫乡里平安，打起仗来毫不留情，只要被他们的长矛刺中，四五个小时以后就会死去。
在徐州的几天，食物的补充全靠老赵多方奔走买到一些罐头。张宗昌的部队在为大调动作准备。史迪威几次去两个火车站和停车场观察动向，记录了运兵列车的数目及兵力装备情况，他还多方推测张宗昌的企图。他从士兵中得知，部队已5个月没有发晌，有的甚至1年没有发饷，他们的给养也只是馒头、米饭、白开水。史迪威心想，这样的队伍哪里挡得住南军的进攻？
史迪威获悉，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占领郑州。这个消息使史迪威振奋，却加重了张宗昌部队的恐慌和混乱。1922年史迪威在陕西和冯玉祥共事的那段时间是愉快的。他对冯玉祥怀有很好的印象，他认为冯是真正的军人。现在，他的队伍有20万人，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力量的北翼。本来冯属直系，后来，他变换了盟友，为发动北京政变而和奉系、皖系联合。但奉系的各种违约行为和背叛，迫使他辞职，赴莫斯科考察。现在他回来重新统率国民军，自西北转战到河南，攻占了郑州，使张宗昌的侧翼受到威胁，如不撤退难免受到南面和西面的两路夹击。
不出史迪威所料，张宗昌的队伍开始撤离徐州。这时，史迪威离开天津已经五六天了，北去的火车每半小时开走6列，他和老赵很想尽快随车离开徐州。张宗昌的火车都停在车场里，但是不允许他上去。他们试图硬挤上一辆运兵车，同样被赶了下来。
史迪威再没有办法离开徐州了。他想向西去找冯玉祥。老赵说有上百里路，难以穿过红枪会区域。往东去呢？红枪会的人更多，而且还有俄国人。唯一的办法是留下来坐等南军到来。基督教青年会的汤会长认为南军好，他有朋友在南军，留下来比走要安全。
6月2日上午，汤先生告诉史迪威，国民党军队到了徐州，他们不打人，不抢劫，行为规矩。汤先生怕惹出麻烦来，仍不准史迪威上街抛头露面。史迪威也担心国民党军队不问青红皂白，把他逮起来。这样他又在青年会躲藏了整整4天。这是非常难熬的4天。为了克制自己的烦躁情绪，他每天以画画、跳木马消磨时间。又过了两天，他终于在老赵的帮助下到了大街上。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南军士兵是些很快活的人，大部分是十六七岁的小个子，他们身体瘦，脸黝黑，很健壮；他们喜欢美国人，认为美国会帮助他们。更叫人高兴的是，街上的店铺有的已经重新开门营业，妇女也敢在街上来往了。古城徐州像是又复活了。
史迪威返回天津后呈上的报告，给了南方军队很好的评价，再一次证明他的军事观察是客观、公正的。这也是公使和将军坚持要选他南行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客观、公正地评价事物，情报才真实可靠。南军和北军的鲜明区别，首先在军纪方面，南军军纪严明，老百姓欢迎，妇女敢于出门，就是凭证。再就是军官素质，南军的连级军官是18至22岁的学生，北军的连营两级军官，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苦力，在任何情况下，南军都能打败北军的“乌合之众”。但南军没有把运输车辆运过扬子江，只靠马车和牲畜运送补给品，所以只能打到徐州。张宗昌把铁路机车、车皮都开到了北面，南军只有恢复铁路运输，才能向北挺进。
史迪威断定，张宗昌的军队除了那批俄国人之外，根本没有战斗力。南军进攻只要不停顿，毅然北进，张宗昌的军队很快就会上崩瓦解。
公使认为，史迪威的报告，是关于当前中国局势的第一份可靠的情报。他又当面听了史迪威的叙述，问了许多细节，并热情表示对史迪威的刚毅品格十分钦佩。卡斯特纳将军也在部属面前郑重地表彰了史迪威的办事才干和效率。这位经过长期艰难磨炼的将军，最懂得史迪威英勇行为的真正难能可贵之处，他动情地说：“同战友们一道作战，表现英勇是常见的，但任何一个人要想像史迫威少校那样，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深入两支敌对部队中，同数万名无知的，并且怀有敌对的排外情绪的中国军人进行接触，还需要大得多的勇气！”
中国的局势不出所料发生了变化。南军北氏到徐州，再没有北进。这决不是因为张宗昌把火车都搞到了北面，而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像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那样，被新旧军阀的派系斗争和掌权后的腐败断送了。
原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徐州之后，便扬言20天之内包围武汉。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得知，便把河南省交给冯玉祥，要反蒋的唐生智、张发奎部从郑州、开封地区调回武汉，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这样，原定要打到北京推倒奉系政府的第二期北伐计划，半途而废。
雄踞中原战略要地的冯玉祥，成了蒋、汪拉拢的对象。冯先是参加了汪精卫“讨蒋、分共”的郑州会议。接着又参加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主席胡汉民的“徐州会议”。会后蒋、冯联名发表“意见一致”的通电。冯发专电致江集团，促宁、汉合作早日实现。冯已决定和蒋介石站在一起，在所属部队里，将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和苏俄顾问“礼送”出去，并多处作反共讲演，令所辖的“豫陕、甘三省政府通饬各具，严防共产党”。很显然，冯已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离开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北伐大厦倒了一根大柱子。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群众，并扬言发兵南京讨蒋。这时，日本拉拢蒋介石与张作霖结盟反冯，遭蒋拒绝，蒋把此事如实告诉冯，取得了冯的亲近和支持。冯为援蒋而驻兵武胜关，钳制唐生智东进讨蒋，又为蒋克服了一大危机。
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革命军一部分主力，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冯玉祥致电蒋介石，呼吁宁汉双方合作。但汉方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宁方则坚持反汪、反唐生智的立场。这时，宁方桂系李宗仁愿与汉方妥协，并调其部队控制了南京周围。当蒋令桂系白崇禧部署部队与汉方作战时，白拒绝执行命令。蒋感到指挥不灵，便以退为进，下野离开南京，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登船去了日本。
史迪威看到京沪报纸关于蒋介石“昨天已到长崎”的报道，和许多人的看法一样，认为蒋不会善罢干休，将等待人们把他当作不可缺少的人物再请回来。
就在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遂命令张宗昌、孙传芳沿陇海路攻击冯玉祥，沿津浦路向南京反攻。
南京方面，桂系指挥不动全局，局势相当混乱。冯玉祥的部队自顾不暇，无力支持南京。南京以放弃让汪精卫下野并可来宁为条件，向武汉呼吁合作，共同出兵对孙传芳作战。9月，宁方部队挫败孙传芳的进攻，汪却没捞到大权，便返回武汉去了广州。10月，南京决定举兵讨伐唐生智。11月，讨唐战争胜利，桂系部队占据武汉，结束了宁汉对立局面。
1927年冬天，史迪威应《哨兵报》邀请，撰写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因此，他对中国局势的变幻有了更深一层的观察和了解。他和编辑都认为，中国正在痛苦中挣扎，处于这个国家中的报纸，应该认识周围的环境。他们赞同公使馆对国民党所持的怀疑看法，不赞成美国国内一些“感情色彩很浓”的人物的见解。这些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以美国利益论说中国革命，只能导致误解。报社希望史迪威每周写一篇头版的文章，介绍中国的风云人物。
史迪威写的第一个人物是张作霖。对这位1875年出生的奉天海城人，他认为他的发迹主要是在1904—1905年，在打了19个月的日俄战争中，他包揽并垄断了日、俄双方共50多万军队的粮食、军需买卖，聚敛了大量的钱财，使他登上军阀宝座有了雄厚的基础。史迪威经过一步步考察之后。为《哨兵报》撰写了可供几个月连载的《张作霖小传》。
这时，张作霖已把北方各省督军的军队统一为安国军，拥兵60万。其方针和部署是：京汉、津浦采取防御；正太、京绥采取攻势；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京汉、正太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至于关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还拥有充足的后备兵力。坐着北京执政官第一把交椅的张作霖，又有如此重兵，也像当年的袁世凯那样，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主持政务时坐的是帝王宝座一般的椅子；外出时也仿效帝王规格，金沙铺路，街上行人要回避，店铺要关闭门窗。清朝贵族和遗老们，见此情景眉开眼笑，升腾起恢复旧日天堂的希望。日本人在北京和华北的活动更加猖狂、放肆。然而，史迪威的考察结论认为：张作霖是注定登不上王位的。他的前途并不光明。
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第一要事是操办和宋美龄的婚礼。这位41岁的新郎官，不惜重金，搞了两次婚礼，先在宋家按基督教仪式举办，接着在大华饭店舞厅里举行盛大的世俗婚礼，宾客达1300多人。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上将和外国领事到场致贺。法国报纸讽喻说，蒋宋联姻，不仅是枪杆子和钞票的结合，而且他通过来氏家族可以进一步和美国拉关系。
在此期间，呼吁蒋介石复职最积极的，要数冯玉祥了。蒋和宋美龄蜜月期间，阎锡山与冯又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蒋复职。这样到1928年2月，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才重提“北伐”。
北洋军阀中“治军有方”的孙传芳，这时已率主力五六万人攻占了徐州。冯军和蒋军立即从南面和西面两面夹击，又把徐州夺了回来。蒋介石感激冯玉祥的鼎力相助，赶到郑州和冯结拜把兄弟。
蒋介石如此急着和冯玉祥拜把子，是为拉拢住势力最强的冯氏军队，进行军事整编。这样，蒋、冯、阎、桂四大新军阀的部队，到4月便实现了军事编制的统一。第一集团军4个军团17个军和1个骑兵师，由蒋介石兼总司令，沿津浦线北进，循泰安、济南、沧州直驱天津；第二集团军5个方面军16个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在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作战，自新乡以北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三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三集团军6个军和1个炮兵团，由阎锡山任总司令，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同各集团军会师京津。桂系部队为第四集团军，有8个军和2个独立师，由李宗仁任总司令，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为第三集团军的后援部队。为了给粤系一个地位，任李济深为总参谋长，到南京就职。蒋的总司令部设在徐州，主持全面军事工作。冯玉祥坐镇开封督师
4月10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此时，张宗昌的精锐部队早已被冯军歼灭，这次开战仅一天即全线溃退，张宗昌乘装甲列车一溜烟地撤退，由济南而德州，最后退到了滦州。孙传芳不知道张宗昌已逃跑，按原计划猛攻蒋军并连克蒋军的丰县、沛县，向徐州逼近。蒋介石急电冯玉祥援救。冯派出孙良诚、石友三率预备队反击，收回丰县，击毙孙部袁家骥军长，又在鱼台取得大捷，使孙传芳部溃不成军，再无力应战。至6月初，孙在北京发通电下野，残部向冯军投诚。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发表出关通电，并于当夜撤离北京。列车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河本大作预设的炸药包炸毁，张作霖当即身亡。关内奉军由张学良、杨宇霆率领撤回东北。
驻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看到开往东北的张作霖的专列，有20节车厢满载财物，后面跟着京奉线拥有的绝大部分车辆。一连三天，机车、客车、豪华卧车和货车拉着奉军从天津站隆隆驶过。天津租界的各国驻军立即填补了天津站的权力真空。天津市和北京市一样，由北洋元老和商会组织了维持会管理市面的行政秩序。根据以往经验，第工5步兵团的防卫训练一直抓得很紧，卡斯特纳将军的要求非常严格。
日本一个师团突然侵占济南，美军兵营立刻紧张起来。巴特勒和卡斯待纳将军奉命组织海军陆战队和第15步兵团在营区进行联合警戒演习。史迫威跑前跑后，协调各方关系，使演习很顺利，对于防范日军在京津妄动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危机过后，巴特勒的海军陆战队南行归队了。但又发生了更紧急的事件。原来张作霖撤离北京时留下的后卫旅，由北京商会和英、美等5国公使馆作保，待南军到后准予安全撤走。但这支部队撤到通县以东时，却被冯玉祥的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兼第6军军长韩复榘解除了武装。5国公使为此去见韩复榘，韩非常恼火，说这事用不着外国人管！并命令卫兵把公使们赶了出去。外国公使门还没有在中国人面前碰过这样的钉子，以至恼羞成怒，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冯玉祥知道了，则向南京致电，指责公使团袒护敌人。美国公使担心冯军有更激烈的行动，立即要第15步兵团紧急戒备，做到随时可到北京援救。幸好事态没有发展，很快平静了下来。
史迪威晋升中校时已过了45岁。但团里的《哨兵报》发表了专文表示祝贺，赞扬史迪威是“驻华美军中最著名的军官之一”，是第15步兵团的中国问题专家，起了教师作用。这时，他不仅担任了语言学校校长，每月还要在娱乐厅介绍一次中国形势，听众称赞他是“才华横溢、眼光敏锐”的演说人，他对中国局势和派别纷争了如指掌。
4月间，他曾发表一篇介绍蒋介石的文章，认为蒋是中国一个派别的首领，而不是一个政党的首脑。但即使这样，他仍是一个能把中国局势整治好的人物，他若能获胜，“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自己的智谋”，同时他比他的对手“果断，精力充沛”。
对于起自徐州的“北伐”，史迪威认为，蒋已丧失了在广州誓师北伐时公众对他的热情欢迎。他同资本家的联合，使他不得不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他到处搜查、逮捕、处决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使原来相信国民党许下的改善生活的诺言的人们，感到惶惑、失望；苛捐杂税仍很繁重，军队仍遍布各地，总之，和北伐前没有什么两样。北方人，包括上层社会对蒋介石不熟悉，以为和北洋军阀没什么不同。所以这个“北伐”是一次游行，而不是一次出征。
就军事上看，冯玉祥的部队战绩显著。蒋军部队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光彩纪录，先是被奉军追着跑，后是奉军弃城而逃了，蒋军才前进。史迪威认为，中国人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实力，指挥官擅长战略撤退。中国最“伟大的”战略撤退大师是张宗昌。和各集团相比，他的兵力最大，有23个军，但几乎是不战即退，退得最快。史迪威在文章中怀念并称道格兰特和潘兴将军的战略指挥，他们都坚持在部队训练中灌输进攻精神。中国军队指挥上找不到这种精神，有的完全和这种精神背道而驰。
史迪威认为“北伐”中“最危急的局势”，是蒋介石5月初进入济南又退出济南的事件。11日的《哨兵报》上发表了他对此事件的评论文章。事情的经过是：蒋介石5月1日夜间率两个军进占济南。第二天，日军第6师团侵人济南，立即向蒋介石的第40军发起攻击，蒋军一个营被歼灭，一个营受惨重损失。但是，第40军的另两个师奋勇抵抗，直至压倒了日军气焰。而蒋介石却屈从于日本的恫吓，下令停战，派出亲日派黄郛同日方和谈，并按日军要求，严令部队全部向南撤退，不许还击。5日晚间，蒋介石恭恭敬敬让出了济南城，为三年后的“九·一八”东北军让出沈阳城开了先例。侵入济南的日军这时更加猖狂地屠杀中国军民，他们闯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捆绑毒打南京政府的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其随员。蔡大义凛然，提出抗议，被日军割掉耳、鼻；蔡宁死不屈，继续怒斥日寇，日军又将其舌头、眼睛挖去。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万分悲愤，以身殉职。8日，日军又炮轰济南城，上千家民宅被毁为废墟。短短数日，中国军民死伤7800多人。这就是激起全国愤怒的“济南惨案”。
蒋介石逃出济南，到了党家庄清真寺里举行会议。冯玉祥立即从河南前线赶来，黄郭等也参加了会议。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张作霖划江而治，分“南北朝”。这个主张遭到了冯玉祥等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来议定：济南问题通过外交办理，蒋暂返南京，军事由冯指挥。
史迪威的文章推测说，这一事件暴露了蒋介石到东京和日本军界拉关系，得到的不过是极为苦涩的果子。对张作霖后来的悲惨结局，也表露出担心和不祥的预感。史迪威还指明，这一事件之后，必将发生“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然而，他对于中国民众此时掀起的反日怒潮，没有给予多少同情。史迪威写道：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地注视中国人对中国人采取极不公平和残酷的行动”，但是，一同外国发生纠纷，“街头巷尾就到处可以看到爱国的雄辩家们在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地进行反对外国压迫和争取本国人权利的宣传”。他认为，日本是个组织严密的国家，它的具有现代装备的军队是很强的对手，日本人如果被激怒，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从天津到上海的所有要地，控制铁路和扬子江。万分不幸的是，史迪威言中了，10年后这竟成了血腥的事实。自然这不是因为中国人激怒了日本人，而是由于蒋介石对日本的野蛮侵略长期退让招致的恶果！
5月上旬，由济南撤退的蒋氏第一集团军，在冯部协同下，绕道鲁西过了黄河，推进到德州、沧州，再没有北进。被奉军抛3在滦东一带的张宗昌残部，由冯系的鹿钟麟、阎系的商震和桂系一部联合进剿，将其全部缴械、肃清，唯张宗昌只身逃到大连1932年，张宗昌窜回山东，被当时的省主席韩复榘派人所杀这是后话。
7月，蒋介石在北平举行善后会议之际，张学良派代表来表示愿意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样，统一东北也不必用兵了。宋子文提出了《请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蒋介石发出“裁兵”通电，指出“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冯玉祥也在《时局通电》中提出“裁兵建国”的6条主张，强调实行孙中山的“化兵为工”，政权与财权统一，反对“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外交。于是，蒋、冯、阎和李宗仁、李济深等国民党政要人物开了个军事善后会议，但议决的不是裁兵，却是地盘分配。冯玉祥占鲁、豫、陕、甘；阎锡山占晋、冀、察、绥和平、津两市；李宗仁占湘、桂、鄂及汉口市；蒋介石占广东及华中、华东地区。桂系因为所得地盘太小而极为不满；冯系则因为没有得到河北而愤愤不平。一连4天争吵不休，会议不欢而散。至于“裁兵”大事，一直拖到12月19日，才在南京举行全国编遣会议。各报大肆宣传这个会议要讨论军额编制，议定全国军费，规定裁留标准，厦定军官任免方法，筹办安置编遣事项，限于6个月内完成，等等。
然而，史迪威作为美军《哨兵报》的撰槁人和“观察家”，却已开始看到了编遣是个“真正的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宣布了的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各派系的军队是在招兵而不是在遣散。他还说，现在人们总是期望国民党政府取得最出色的成果，以为中国统一了，政府是称职的和负责任的，已经进入了建设时期。然而，冷酷的现实恰恰相反。一些省份的军阀仍然在进行战争，国民党各派系的冲突并未解决。史迪威依美国惯例和常规认为，在军队隶属文官政权以前，遣散是做不到的。这样，本来应该用于工业化建设的80％的税收，却要用来供应部队了！建设是谈不上的。
尽管史迪威的文章远没有揭露出国民党新军阀们拼死争夺。互相倾轧之复杂和严重，但与许多当时说蒋介石好话的国外舆论迥然不同，他直言不讳地说到了国民党的痛处，并且再一次言中了。
南京的这次编遣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蒋介石提出不含东北，全国共编50个师，旨在消除异己。冯玉祥提出的编遣准则是“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遗；革命有功者编，革命无功者遣”，意在保存自己的强大实力。实力本来就小的阎锡山，提了个抑制冯，增强蒋，而自己实力不减的方案。争来争去，会前的誓言都被抛到脑后。会议刚闭幕，李宗仁就查出蒋介石在部署抢占桂系的地盘——湖南。于是，1929年3月爆发了蒋栓战争。桂系在南方的实力转眼被蒋介石消除殆尽。就在史迪威准备离津归国的时候，驻平津的桂系部队被蒋介石起用的唐生智，带来巨款收买了，编进了别的部队。司令白崇禧弃众逃亡，由天津登船南下香港。蒋桂战争以桂系瓦解告终。
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即第二次编遣会议，强行削减各地方实力派兵力。宣称不愿接受编遣者是“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杀气腾腾，引起各实力派人人自危。阎、冯再次结合，10月10日冯部宋哲元领衔27名将领通电反蒋，列举了蒋的六大罪状，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仅率40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于是，爆发了蒋冯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蒋唐（生智）战争，又相继而起。翌年，1930年，先是阎锡山深知蒋介石打败其他派系之后，必将收拾自己，于是，以攻为守公开要求蒋“礼让为国”。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的汪精卫、邹鲁等代表人物，看到阎打出了反蒋旗子，纷纷为其打气。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57名将领也联名通电反蒋，拥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阎、冯、李于4日通电就职。阎设总司令部于石家庄，编桂军为第一方面军，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分别由李宗仁、鹿钟麟和阎锡山任总司令，徐永昌任前敌总司令，还有石友三、张学良（内定）、刘文辉、何键、樊钟秀分别任总司令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方面军。于4月沿陇海、京汉、津浦铁路向蒋军摆开了进攻阵势。南京的蒋介石也立即调集部队，编作由叛冯归蒋的韩复榘和刘峙、何成浚、陈调元分别任总指挥的四个军团，于5月发起讨伐阎、冯的总攻击。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原大战就此开始了，双方共投入上百万兵力。打到9月，阎锡山在北平宣誓就职“国民政府主席”，发出“公平内政、均善外交”的施政宣言。但是，9月18日，雄踞沈阳的张学良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分三路入关，使反蒋局势急转直下，救了蒋介石。中原大战遂以阎、冯下野收场。然而，就在此时，日本人为侵占中国东北迈出了一大步。
当初史迪威就军队编遣看出的“真正的问题”，竟发展得如此严重，不仅万千兵民遭涂炭，东北大好河山也将沦丧。这正是：新旧军阀打烂仗，文明古国遭祸殃；沃伦冷眼看华夏，内忧外患路茫茫。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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