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9月8日,他便乘船西上汉口。在船上,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告校中各同仁。那时北京已沦陷,故信以一个商人的口吻,隐喻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口之计也。①
胡适的思想虽仍不免有些悲观,“明知时势不利”,但还要去“尽人事”,努力为国事奔走,爱国之心,抗战救国的责任感,跃然纸上。
9月13日自汉口乘飞机,经香港、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于26日上午10时飞抵旧金山。
到了美国,胡适便大忙起来。当天午饭后,他便到大中华戏院演说,讲题是“Can China Win?”(中国能战胜吗?)30日,又出席加州大学校长的招待会,并有演说。10月1日晚,又到哥伦比亚电台作英语广播演说,题为“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当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时期,全国上下厌恶战争。因此胡适婉转地批评了他们的孤立主义,并说:
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②
这次演说,还发生过一点波折。胡适9月30日晚上从加州大学回寓所,已经半夜了,匆匆吃了一点宵夜,凌晨一点开始写广播演说稿,直到天明才写完,交给了电台。那时美国的新闻似乎也要检查。下午,有人来转告说,电台嫌胡适的演说词太厉害,要他修改。胡适听了大为生气,告诉电台中人说:“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这样一坚持,电台中人反而更客气了,稿子也不要求修改了,按时于晚上7点45分播出。当他10点回到寓所时,便收到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美国朋友布朗(M.I.Brown)夫妇的贺电,祝贺他演说的成功。③
10月8日,胡适到达华盛顿。12日,便与王正廷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情况,希望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对战局甚为关心,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答以定能支持。罗氏又说到九国会议及美国中立法案的困难;临别时,嘱胡适不要悲观,态度很诚恳。从此至第二年7月,胡适即在美国、加拿大各地作巡回演讲,说明日本侵华的暴行及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和世界公论的同情与支持。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颇有影响。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器),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④
1938年7月,胡适又往欧洲游说,对英、法、瑞士诸国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8月4日,他住在伦敦的旅馆里,突然想起国内的好朋友周作人,尚陷身在日本侵占的北平,甚是放心不下,便写了一首诗,其词云: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⑤
胡适对周作人,可以说是很讲友情的了,君子爱人以德,劝他要识得“重与轻”,勿为日人所利用。但那时的周作人,“事变未久,即借口于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⑥收读了胡适寄赠的诗,似亦有所愧悔,曾略仿藏晖体作答诗一首,其词云: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⑦
周作人虽然在诗末作了这样的声明,并把他与胡适的赠答诗,竭力向友人间传播,似乎也想借此表示忏悔;但他仍借口米面问题,未能听从胡适的诚心劝告,终于附逆当了汉奸!历史竟是这般严厉,毫不容情啊!
② 这篇演说,载《远东杂志》第1卷第1期(The Far Eastern Magazine V.1, N1.),有郭博信先生译文。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19页。
③ 关于这次演说的事,参看胡适1937年9月30日及10月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91~592页。
④ 杨鸿烈1937年7月16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75~376页。
⑤ 此诗当时曾在一些友人中间传观;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及《尝试后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1年2月印行),均题为《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⑥ 参看邓广铭1938年1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88~389页。
⑦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第161则“北大感旧录(七)”;其中也录存有胡适寄赠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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