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10. 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分歧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积极援助政治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为宗旨的进步团体。第二年元月，北平也成立分会，胡适被推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北方的进步青年学生及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以政治犯罪名而陷于缧绁之中的青年，对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和胡适个人，都寄予很大期望。他们推想，胡适一向崇尚人权，主张民主宪政，由他来主持北平分会，必能为保障民权大展身手。因此，祝贺、建议及申诉、求援的信件，纷纷寄到米粮库四号胡宅。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则把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视为非法组织，不时加以压迫。

　　胡适确也忙乎了一阵子。他们与上海的总会相配合，在北平也采取行动，抗议顾祝同枪杀刘煜生事件；1月31日，胡适又征得张学良的允许，与杨铨、成平一起，视察了北平陆军反省院及另外两所监狱，了解在押政治犯的情况。北平分会与上海总会之间，函电往来频繁，配合也颇为默契。

　　但没过多久，胡适便与同盟总会闹起矛盾来了。原来，史沫特莱(A．Smedley)女士曾收到一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Appeal(控诉书)》，其中详细揭露反省院里种种酷刑和非人道情况。她便提交民权保障同盟总会临时执行委员开会传观。会上决定分送中西各报刊登，并写有英文和中文缘起，由宋庆龄签署，其中提出：

　　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

　　英文的《大陆报》和《燕京新闻》便分别于2月2日及5日发表出来；而中文稿则因有新闻检查，未能登出。①胡适于2月4日收到史沫特莱航寄的英文本，看了就很不满意。因为他和杨杏佛、成平一起去那反省院亲自察看过，根据视察实情，他断定这个“控诉书”是捏造的。当即给总会的蔡元培、林语堂写信，说：

　　反省院是我们(杏佛、成平、我)三人前几天亲去调查的。有须［许］多犯人和我们很详切的谈话；杏佛当能详告你们诸位。他们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私刑吊打，如孙夫人所得Appeal中所说的。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讯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

　　胡适是注意事实的，他觉得这种匿名文件“岂可不经考查，遽然公布于世?”他认为应调查文件来源，不可轻信；“若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决定，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会)自毁其信任”。因此他希望“与孙夫人慎重一谈”，“如有应由总社(会)更正或救正之处，望勿惮烦，自行纠正，以维总社(会)信任”。应该说，胡适这些意见还是相当慎重的。②第二天清晨，胡适看到《燕京新闻》上已经正式发表了这个控诉书。恰好这一天，张学良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胡适，质问材料的来源。他便再次给蔡、林二位写信，情辞更为激切。信中直接批评“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这是大错”。他要求“彻查”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否曾经开会议决此项文件的翻译与刊布”；甚至说：“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末，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③事实上，史沫特莱女士曾将此件交执委会传观，因大家相信女士之人格，并未查其来源，便同意发布了，却并非一二人擅用总会名义发表的。

　　蔡元培、林语堂接读了胡适的两封信，杨铨也读了，都觉得事情极为严重。这三位都是胡适的老朋友，也都认为“非开会彻查不可”；但又希望“内部设法整顿”，不要闹崩才好。杨铨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即反复劝胡适“勿灰心”，注意内部“团结”，他说：

　　此事于监狱调查当然添不少阻力，然只可设法补救及以后加意审慎，望兄千万勿消极，在京、平市党部开始压迫本会之时，内部自当精诚团结也。④

　　然而，胡适担心张学良误会，急于澄清那控诉书材料的真伪问题，故不等蔡元培、林语堂的复信，不等总会的答复，也不想听听上海方面杨铨诸朋友的劝告，便致函《燕京新闻》及其他几家报纸，指出总会所发表的那份政治犯控诉书；显然是“伪造的”，并用他视察反省院的经过，证明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他也说明，“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

　　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意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⑤分歧十分明显。但是，胡适最不满意的还是总会宣言中所提“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不久，他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依据“法律”，反对总会“释放政治犯”的主张。他说：

　　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⑥

　　这就从法律的角度，把他和总会的矛盾尖锐化了。总会要求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与人权；而胡适要维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政治犯与虎谋皮搞革命，便应该“被虎咬”，不能释放。这就明显地是要求保障民权或人权，服从于维护政府的镇压之权。因此张学良的秘书便致书胡适，表彰他“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以至于“良殷心倾”，钦佩之极了。⑦

　　接着，胡适又以北平分会主席的身份，向《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继续指责“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

　　；宣称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⑧这就为蒋介石政府已奉行多年的武力镇压披上了一件“法律制裁”的外衣，显得冠冕堂皇多了。

　　胡适如此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攻击会务，中央执委会特开会讨论，致电胡适，询问对《字林西报》谈话的真相，要求他复电解释。他的老朋友杨铨也致信相劝，“甚望有以解释，勿使此会因内部异议而瓦解也”。⑨但胡适既要从法律上维护政府之镇压权，已走上与民权保障同盟根本对立的道路，便不再听朋友劝告，也不回复总会的质询。2月28日，宋庆龄和蔡元培代表总会，再致电胡适，说：

　　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⑩

　　胡适仍无答复，于是，1933年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开中央执委会，蔡元培主席，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从此，胡适便与民权保障同盟决裂，也不好意思再高唱什么“人权”、“民权”了。后来宋庆龄曾作过分析，说胡适原来也是同意了同盟的基本原则才加入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攻击同盟，反对会章，正是他讨好蒋介石、张学良的具体表现。

　　对于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闹的这场风波，国民党政府自然十分满意。这以后，就有了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请胡适出山当教育部长的事。虽然胡氏恳辞，没有去当官，关系却从此异常地亲热起来，真正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了。